同样作为官员的，还有南安县的嗟远山。
因为是郡县两级的行政结构，县不是三级结构下的县，嗟远山的地位并不低。
嗟远山在南安目睹了陈健起步的几年，也和陈健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关系。他明白现在南安的一切，是靠陈健撑着，一旦陈健倒了，南安的繁华在一年之内就会变得萧条。
南安已经有大半和陈健绑在了一起，尤其是作为政绩的标准石油作坊、运河、化工作坊和玻璃以及钢锭作坊。
这些东西，换了别人接手，就会一蹶不振，嗟远山很清楚里面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
在这次请愿之初，嗟远山就已经默许甚至决定做一次政治投机。
他是仔细分析过利弊的。
叛乱的罪名，安不到他头上，财阀共和之下，造反的理由很多，但唯独没有北方侯伯国的谋逆罪。
其次，叛乱这种事也不容易发生，郡守没有兵权，有兵权的人后勤掌握在中央手中。
再次，当年划分郡县的时候，那就是早有准备，不是画的直线，而是将各个郡之间拆的七零八落。无论是险要之地，还是鱼米富庶之类，都拆开了，郡图古怪，或是长条或是被切入，任何一个郡都没有单独成事的资本，郡守们脑袋也清醒的很。
如今那些有野望的人，都在各显神通。
北方某郡，利用统一后的土地重分，遏制豪强，批量制造自耕农，捞取政治资本，顺带造势舆论宣传，大有此人为王则天下笃定的气势。这人便是陈健在戏剧上的“引路人”孙湛口中的那位郡守，处处以当年姬夏的行为加在身上。时而站在自耕农那边，时而站在大土地主那边，时而挑唆小手工业者，时而又和承包商和大商人勾肩搭背，手段娴熟，竟能获得多数人称赞。
先是利用旧贵族土地重分的机会，制造了大批拥有地产和票权的自耕农，获得了声望，实际上这是既定政策，只是他执行的比较完美。
随后又挑唆有大量富商投机商作坊主的议事会通过了一项对自耕农极为不利的决议，借助自耕农的愤怒重新推选了议事会，替换掉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本地人物，但暗中扶植了另一批新的富商和作坊主。
暗中挑动家庭手工业反抗，引发了承包商和富商的恐慌，反手就震压了小手工业者，但是将之前反抗的恐慌后遗症留给了承包商和富商，让他们相信只有自己才能稳定住局面，获取了他们的支持。
看似乱成一团的这个郡，在他的政治手腕之下，议事会基本沦为了摆设，形成了一种除了信任他没有别人可以信任的局面。
而这位郡守也是的确有才能的，郡县发展的也是极为不错，故而威望极高。加上又笼络了不少的戏剧家、小说家之类，经常称赞，不断鼓吹很受自耕农欢迎的王权至上的理念，可以说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嗟远山在闽郡，又只是个县令，起步就比此人要晚的多。
况且，闽郡是座因为海湾半岛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议事会的势力本就强大，南安县又是个矿产众多的地方，嗟远山想到自己能做的，就是把矿山收归国有，但问题是这么做肯定会“民”怨沸腾。
本来以他的身份，将来的路已经铺好了，但尽头也就是一郡郡守，临老之时或可进入都城，但永远不可能进入决策圈。
陈健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另一种机会，尤其是看到短短几年迅速积累起的财富之后，更让他坚信了这一点。现在闽郡最为富庶的县就是南安，包括闽城在内如今都是一片萧条，唯独南安还在不断地增加人口和赋税，而且民声极好。
的确，政治投机有风险，可风险越大带来的利益也更大。
如今舞台已经出现，胆小的人永远没有资格实现自己的野心，而胆大的人则可以借助每一次可能的跳板，完成自己的夙愿。
嗟远山在和陈健的那场酒宴后就想清楚了，既然北方的那位“前辈”可以玩弄手段以自耕农作为支柱，自己比这个是比不了的。那么为什么不另辟蹊径，自己以新的工商业的支持者作为突破口呢？这是一条别人没尝试过的途径，但正是别人没尝试过，自己的机会才大。
这工商业的支持者，肯定不是支持那些旧行会，那些人轮不到自己支持，反正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只有换一些还是幼苗的、但是看起来将来会茁壮成长的支持，才有可能翻盘。
在南安，他看到的这样的机会，尤其是对所谓的无为而治、自由放任、政府适当调控的那些理念，颇为新奇的同时也着实下了一番苦功研究。
看的多了，越看越是心惊，想一想墨党宣传的那些东西，再想想闽城被挤跨的一些行会，以及学宫和在南安新建的技校、科学实用技术学院等一些新的东西，让他看到了另一条路。
比如陈健的玻璃作坊，就平板玻璃而言，让这个作坊只存在两种人。作坊主和雇工。
而旧的行会，则存在四种人。行会领袖、玻璃师傅、学徒和普通作坊主。
陈健的玻璃作坊无耻至极，丝毫不顾及之前的行会规矩以及那些工匠师傅的荣耀，旧行会散的散跨的跨。
旧行会的玻璃作坊不能无耻至极，因为还要用孝、尊重、荣誉之类的东西去维护师徒传承，以亲缘、师徒名分之类的去维护行会内部的安稳，至少面上要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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