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除了税收把他们该做的事都做了，固然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也不是信口胡言。
官员们愁眉苦脸，连基本的意见都不能统一。
不同意请愿的官员占了大多数，在这一点上还是可以达成共识的。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不答应，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这才是难题。
现在城内除了物价变得奇葩之外，一切秩序还是存在的，一旦要是动手城市的秩序就会完全混乱。
如今只是这些雇工在请愿，看得出对面是刻意控制着情绪，没有将问题扩大。
这是值得欣慰的，也是值得恐惧的，这证明对面那些人的控制力远超了这些官员们的想象。
暴民一旦有了纪律不再是暴民，那也就意味着这群人变得可怕了。
一旦问题扩大，几十年前的一幕就在史书之中。有不满情绪的，又何止这些矿工和码头工人？那些被承包商和大商人联合压榨的家庭手工业们也同样不满，如果这种情绪被煽动起来，那就是一场武装暴乱。
看得出墨党在努力稳定着粮价，也同样一旦不稳定，同时煽动情绪，那可能就是一场烈火燎原一样的风潮——只需要把风向吹到议事会的投机商当中，那就免不得要来一场大事，舆论宣传闽城的官方已经完全沦陷。
老迈的郡守说出了这句话之后，就不再发表意见，想要征求这些官员们的意见。反正他作为郡守已经到了政治生涯的顶点，对此已然是漠不关心，所谓无欲则刚，真到了无欲的境界，反而比起从前被欲望蒙蔽的时候看的更为清晰。
在侯伯国这样的敌人存在的时候，共和国必然要宣传国人身份，以此来获取兵员和战斗力。然而一旦这些东西宣扬的多了，敌人不存在的，问题也就会随之出现，尤其是古典共和国在后期矛盾频发的时候，帝制看上去已经成为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用来作为底层和古典财阀之间的缓冲，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然而却还没走到这一步，就被逼到了手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的边缘。
这种情况下，思想极为混乱。一方面是几十年前宣扬国人公民身份的残余还没有去掉，另一方面新的意识形态还未建立，自上而下都处在思想的转型期，不知所措。
好半天，商务官石鸣终于开口道：“要我说，这就是一场叛乱。那些雇工们如果没有人在后面教唆，绝不会这样的。只要如同车轮碾死蚂蚁一样，将那些领头的人都抓获。或是判刑，或是绞死，这些人自然一哄而散。如今在城中，置国家法度于何处？”
司法官闻言皱眉道：“就算是说他们是叛乱，可问题是当年立国之时就有叛乱法，这怎么能算得上叛乱？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没有攻击，没有打死官员，只是请愿。”
司法官心中是十分郁闷的，这件事老郡守显然是不准备担责任了，这责任他可担不起。如果一切顺利还好，一旦不顺利，闹的大了，上面会不会替他们背这个锅？还是会借他们的官身一用以平息民愤？
石鸣哼声道：“怎么能不算叛乱？他们这属于是把矿主和雇工对立起来，这就是煽动叛乱。明明都是国人，却偏偏要人为地分成两边，挑唆矛盾，这就是叛国。用此罪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司法官摇头道：“当然有问题。当年北伐统一之时，北方诸邦也有‘殉国’的。齐国人认为自己是齐国人、卫国人认为自己是卫国人，这是人为挑唆宣传的。如果齐侯逃了、卫侯降了，便不再会有人相信这种对立。可是矿工和矿主，不是你宣传他们才对立的，而是不管是否煽动都是对立的。这只是说了句实话。如果没有齐侯就没有齐侯国，反过来没有墨党，矿主和矿工照样矛盾重重。这种事骗得了自己，骗的了那些口如枪唇如箭的人？”
这些话不是他自己想的，而是墨党那群笔杆子早早就把这件事明明白白地写了出来，生怕自己担上叛国的罪名。司法官觉得，这群人在准备搞事之前，就已经想过后果。只是死可以，但不可能背着一个叛国的罪名去死，若是强用这个罪名，数十年后或者数百年后，自己就要担上骂名。
没有天堂地狱，只有汗青墨笔，司法官可不想自己背上这样一个名声。况且最该承担责任的郡守一言不发，想把问题都往下推，谁又能愿意背这样一个大锅呢？
如今这群人还算老实，可是有些东西一旦出现，杀是杀不死的。墨党内部很有一些激进分子，一旦这件事演化成了暴力震压，那么那些激进分子用矿用炸药玩自爆诛国贼也不是不可能。
司法官想过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上面为这件事定性，自己审判的时候却不会判那些领头的绞刑，而是流放到极北苦寒之地。
只要不在自己管辖的地方搞事情就好，而且流放的话，不会引来报复性的袭击，正是两全其美。但是如果上面不作为，既想着博一个爱民的好名，又想着把责任推给下面，那他绝不会去触这个霉头的。
石鸣又道：“凡是闹事者，必然是想不劳而获，也可以以此罪名，将他们全部投入监狱。况且为何别人富裕而成为矿主，他们贫穷却成为雇工？自是因为懒惰。按照罪名，就算不杀，全部送进济贫院或是充屯军，应该没有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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