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什么？”李笠问，张铤回答：“不如，依靠科举官僚，他们受益于科举，自然要维护科举以及新体制。”
李笠摇摇头：“扯谈，科举官僚要成为官场主流，大概要几代人时间，朕的孙子，搞不好就已经被人忽悠瘸了！”
“汉元帝当政期间，开启了前汉衰亡的大门，他之后，汉朝就开始病入膏肓，救都救不回来。”
汉元帝刘奭，为汉宣帝刘询（本名刘病已）与发妻所生之子，汉宣帝对于太子，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评价：乱我家者，太子也！
这是因为刘奭觉得，父亲“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因而建言:“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即重用儒生治国，用德政教化百姓，要“重德轻刑”。
汉宣帝就批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自幼流落民间的刘病已，很清楚民间疾苦，明白权力的本质，也知道治国之术。
虽然汉武帝一直在“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做起来，却是另一套：阳儒阴法，或称外儒内法、儒皮法骨。
汉武帝时期，真正的大儒并未掌握权力、居于朝堂之上。
只有那些缘饰儒术、内行法术者才真正得势，所以，刘病已也是这么做的，以文法吏为鹰犬，严法治国。
用酷吏打击地方豪强。
结果太子读书读傻了，被儒生忽悠得不轻，柔仁好儒，刘病己判断儿子将来极大概率败家。
奈何，他对患难之妻许平君一往情深，加上废掉太子的后果难以预料，所以明知道太子不靠谱，还是把帝位传给太子。
而刘奭即位后，果然对国策进行了各种调整，其中一条，就是废陵邑制度。
陵邑制度，就是强行将天下各地的豪强大户迁入关中，在帝陵附近的陵邑定居，成为另类的守陵户。
这制度的目的，就是压制地方豪强，用举族搬迁、连根拔起的方式，避免其在当地做大。
果不其然，陵邑制度废除后，各地豪强有了稳定的发展空间，大鱼吃小鱼的速度加快。
而刘奭又要施行“仁政”，不再重用“酷吏”，朝廷少了一群专门对付地方豪强的鹰犬。
于是，地主豪强彻底放开手脚扩张实力，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引发社会危机。
李笠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要用被利益集团保驾的“祖制”，限制自己后代乱搞，那么，这利益集团目前只能靠勋贵。
但张铤的提醒，让他意识到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能限制皇权的群体，本身就会被皇帝敌视，更别说这群体还握着兵权。
他不怕勋贵乱来，也没有勋贵敢不听话，但等儿孙继位，就未必了。
而科举出身的官僚，想要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势力，成为官场主流，需要时间，一代人的时间，是不够的。
更别说时代还有巨大的惯性，虽然寒族痛恨士族通过九品中正制把持政治资源，但这种痛恨，更多的是恨自己不是其中一员。
这种心态，更像是后世许多人讨厌腐败，不是讨厌腐败本身，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才怒火滔天。
等到自己有了机会，那就是“真香”。
士族，依旧是人们眼中真正的贵族，毕竟这观念持续了数百年，根深蒂固。
士族女，乃至世家女，依旧是无数人希望迎娶的佳偶。
寒族出身的官僚，无不希望自己能和士族乃至世家高门联姻，提升自家门楣。
无数寒族子弟，都在想着自己和子孙努力，让自家累世为官，家族成为士族，成为世家。
在人们的观念中，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千年的世家。
譬如，赵郡李氏，祖上据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赵国武安君李牧，时间跨度接近千年，所以，谁不希望自己的家族成为士族，成为世家？
李笠记得，看过的小说里，提到唐朝宰相会以未能娶“五姓女”而感到遗憾。
这就是时代的惯性，大到惊人，他定下的制度，若能有代表时代潮流的科举官僚群体维护，当然最好，奈何未成形。
若靠勋贵，现在看来不妥，那么，还能靠谁呢？
“陛下，微臣有一个办法，或许能试一试。”张铤要提建议，李笠抬手：“慢着，宦官和外戚，就不用提了，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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