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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之所以这么受宠，不是没有道理。
它不仅是一项丑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而且还在丑国人最困难的时候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
丑国人对于拳击类电影的偏爱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似乎他们在擂台上看着还嫌不够，非得把拳拳到肉的场面搬到大银幕上来才觉得过瘾。
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其中更是以表现拳击为内容的影片最多，好莱坞的制片商们竟拍出了500多部。
其中不乏一些经典之作，从早些时候的《洛奇》、《愤怒的公牛》，到后来的《百万美元宝贝》和《铁拳男人》，无一不是既能征服票房又能挣得口碑的佳作。
1929年，伴随着纽约证券交易所股指暴跌，丑国进入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这次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
大量的失业和破产伴随着人们，恐慌的情绪弥漫四周。
而在这样一个不景气的萧条时刻，最能刺激丑国人，特别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劳动阶层的一项运动就是拳击。
在擂台上，激烈的搏斗似乎可以给人们疲惫的神经带来视觉上的刺激，郁闷的情绪也可以在全场呐喊的时候得到宣泄。
更重要的是，拳击台上百战百胜的英雄，更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成为丑国经济再度“雄起”的象征。
那个时候，随便一场拳击比赛的票房收入很容易就突破百万美元。
蓝领阶层们一边捂紧钱包减少消费，一边却盘算着如何买到更加便宜的拳击比赛入场券，在他们看来，宁可少吃两个汉堡包，也不能错过周末的一场精彩比赛。
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众多拳击手中，乔·路易斯无愧是王者。
他保持拳王头衔超过11年，并成功卫冕头衔25次之多。
他参加过27次重量级冠军战，至今仍是史上最高纪录。
丑国拳击运动员们问鼎世界冠军的事迹鼓舞着民众，他们的坚韧和胜利在意志消沉的年代为整个国家带来了希望。
其实关于拳击在经济萧条时期的作用,就像拉塞尔·克劳在着名的卖座影片《铁拳男人》里演绎的那个故事一样：
30年代初，因一些变故而放弃打拳的职业拳击手詹姆斯一家早已穷困潦倒,就如当时的大部分丑国人一样，现实的打击与噩运的频频光顾令詹姆斯几乎绝望。
他无力支付账单，全家甚至还要靠社会救济金过活。
尽管如此，在他心底唯一牵挂的就是这个家庭，妻子仍一如既往地给予他很大鼓励与信心。
出于对家庭的爱，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詹姆斯下定决心重拾旧业，靠拳击来赢取奖金养活全家……
这样一个为家庭而争取第二次机会拼搏的民间英雄，在影片上映之后受到了大批民众的拥戴。
用一句辨证的语言就可以很好总结拳击运动与经济萧条的关系——大萧条催化繁荣了拳击运动，而拳击反过来刺激了民众的情绪和信心。
而包括拳击在内的格斗文化的盛行，其实来源于深层的文化与法律，丑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早期的人群都欧洲为主。
公元八世纪欧洲法庭制定了一种新制度：“斗审”。
并且规定：如果是贵族间的诉讼，就接贵族的习俗；
产生诉讼的双方以骑马、穿护身的甲胄进行西洋剑击决斗等方式来决胜负；
而如果是平民间的诉讼，则以拳击来决胜负。
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司法决斗被西欧各国广泛采用。
例如，一个人在法官面前控告另一个人犯了某种罪行，而对方坚决不承认，此时法官就会让两人决斗,谁在决斗中获胜就能赢得官司。
而输的一方就算侥幸不死,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有时候，如果当事人不服法官的判决，还可以向法官提出决斗，如果赢了就可以推翻判决。
因为人们相信：在这种由上帝来裁断的决斗中，正义的一方是不会被打败的。
司法决斗的另一个依据是：在尚武的欧洲人看来，只有怯懦的人才会在决斗中被打败，而怯懦就意味着邪恶。
据记载，在1588年-1608年这20年中，仅在巴黎就有8000多人在决斗中丧命。
后来被人们所熟悉的文学家大仲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都曾参加过决斗；
丑国第7任老大安德鲁·杰克逊、法国第三位老大乔治斯·克列孟梭也是决斗的高手；
号称“铁血宰相”冯·俾斯麦更是把决斗当成家常便饭，在大学期间他就与人决斗过27次！
连林肯都曾走上过决斗场。
所以说，对于野蛮的西方民族来说，决斗就是他们心中对公平最好的诠释。
白手套，长剑，擂台一决生死。
各种影视剧题材之中，对于决斗文化的描写，可谓是泛滥成灾。
可是生死之间，却存有大恐怖。
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如果能够好好的活着，谁愿意去死呢？
中世纪欧洲兴起的决斗文化，看上去光鲜亮丽，其实背后隐藏的是法律对于特权阶层的无奈，以及战乱频发，生死皆不由自己的悲哀。
当然，某种角度来说，西方人传统文化之中非常重视律法，但中世纪欧洲的司法系统，却日渐沦为特权阶层的保护色，面对法律的不公，决斗成为人们获取正义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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