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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关于我的私心，让我先卖个关子。”罗伯特眨了眨眼故意说。
“好吧，还是说回管理的话题，你们如何管理众多记者？”
“我们没有记者部，没有一个部门将所有记者放在里面。
在我们这里，经济记者就在经济部工作,新泽西记者就在新泽西版新闻部工作，体育记者就在体育部工作。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专职记者，他们不可能集中在一个部门工作。”
黎耀阳若有所思：
“可是这样不会乱吗？毕竟记者的活动太过自由。”
“当然不会，对记者，我们不给定额，例如我们不会要求一个记者每月要写10篇稿件。
有的记者可能一年只写一篇稿件——我是指调查性报道。
你说的不错，有的记者写得多，有的记者写的少，经常打着外出采访的幌子办私事儿。
但他们的能力和技术不同。如果所有记者都很努力而且能力很强，我的工作就很轻松了。
但报纸不是工厂，报纸需要有创造力的工作者。
人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挣很多钱。如果抱着这个目的，他们就不会来这里，就不会当记者。
他们可能去当医生，当律师，当商人，当金融家，或干脆在华尔街找份工作。
应聘到我们这里工作的人想到的不是利润或收入，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写作，喜欢设计，喜欢替人鸣不平。
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所以我们无需制订太多的条条框框来限制他们，哪怕他们有的人不那么正经。”
黎耀阳再次不置可否，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可以，放在21世纪？分分钟教你做人。
不为钱？用爱发电吗？
最后，他终于聊到了自己的私心。
“其实，我一直在潜移默化,努力培养年轻人读我们的报纸，我们也设法让报纸进入课堂,但我觉得这一切都很不够。
如果给我足够的机会和金钱，我会办一份全国最好的面向儿童的报纸。
如果这个报纸创刊，每天早上你在教室就能看到它。
教师会引导10岁、11岁或12岁的孩子在电脑上阅读这份儿童报纸。
只要给我这个特权，我会立刻实施这个计划。
现在我们只在报纸的副刊里开辟了一个孩子版，但不是每天出，也就每个月出版那么四五期。
这样做我认为是不够的，儿童教育方面报纸可做很多工作，但现在我们没有。”
他流露出对办教育报纸的强烈愿望，但又屡屡说出“如果我负责”、“如果我有这个权力”等，似乎已经有了一点怨气。
看来他对现在拥有这份报纸的家族领导人并不满意！
黎耀阳心中偷笑，这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点。
跟这位总编辑聊得有点久，错过了下一个安排。
中午12：30，比约定的时间晚半小时来到女评论家特鲁迪的办公室。
是的，这是一位女评论家，在女性刚刚获得投票权的国度，出现了一位女评论家，着实让人意外。
而且从她拥有的独立办公室来看,她的地位可不低。
罗森塔尔介绍时说,特鲁迪评论委员会委员和国际事务专栏作家。
即便如此，这位社论部的女评论家地位确实很高,拥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不说，收入也比同资历的编辑记者高。
特鲁迪一见到黎耀阳，就表示出既惋惜又着急的样子。
她说她很想与黎耀阳好好交谈一番，但现在她要赶一篇稿子并且参加1点钟的评论委员会会议。
所以她只能和黎耀阳谈十来分钟。
对此，黎耀阳只好为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同时也流露出一丝遗憾。
他很想跟这位女评论家好好聊聊，究竟凭什么能坐到这个位置，靠某种颜色的交易？不现实，这女人真心不漂亮。
不等黎耀阳开问，特鲁迪便很急切的说：
“我们评论委员会每周举行三次会议。在无会议的那些日子，社论版主编会到我们办公室遛达，和每位评论员谈话，了解选题情况。
我们参加会议之前，必须准备好打算撰写的社论选题及相关背景材料。
我们每个人都有厚厚的记录本，以便可以将一些选题线索和思想随时记录在本子上，开会时拿着本子去就好。”
说着，她展示了一个咖啡色牛皮本，厚实程度堪比某人的脸皮。
特鲁迪的语速很快，似乎想讲所有话压缩在这10来分钟：
“我过去包干了所有国际事务方面的社论，现在不这样干了。
现在我要写我自己的专栏文章，那是一个国际事务专栏，每周两次。
这个专栏是游动的，有时会出现在头版，有时出现在评论版。
当然，这个专栏也会进入我们的电讯库。
我们在《芝加哥论坛报》有一个电讯库。
通过这个电讯库，这个专栏可进入很多报社。
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全国300多家报纸都可以采用我这个专栏的稿件。
当然他们可以随便选择。”
黎耀阳这才搞明白所谓的评论委员会是个什么机构。
说白了，他们就像雇佣兵一样，谁给钱就给谁办事，虽然名义上隶属于《问询报》，但工作成果遍布全国。
“我给自己的专栏写稿，也给评论版写其他文章或社论。
现在我每周写3至4篇文章，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战争刚刚结束，国际大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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