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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突如其来，杨天风的人马很快便控制了局面。鬼子司令部内只有五十多人，除去参谋、电报员等非作战人员，只有二三十个鬼子是真正的战兵。而杨天风足足带了四倍于敌的人马，且装备精良，精悍善战。
而战斗能迅速结束的原因还在于鬼子救人心切，稍一集结便拼命向二层洋楼进攻，希望能增援成功、救出长官。他们不知道小川正雄已经剩了半条命，象死狗似的瘫在水泥地上流血流泪。
在小洋楼门前，从二楼到一楼，各个窗口伸出的武器形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进攻的鬼子如同飞蛾扑火般自取灭亡。如果他们不是这般冲动，各自据房死守的话，战斗的进程还要延长，还要激烈。
战斗虽然结束得很快，但城中防守城门、巡逻的鬼子和伪军还是赶来救援，在司令部内零星战斗还未停止时，便在大门口与留守的三纵士兵展开了交火。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算是大局已定。凭借着鬼子司令部的坚固，以及来援敌人的投鼠忌器，杨天风所率人马在数量上并不算太大的劣势。即便敌人放弃各处城防，全部调来反扑，短时间内想吃掉杨天风这支精锐也不大可能。
何况城外还有大队人马，而且，攻城战斗已经在北门打响了。
城内东关的枪炮声一响，宿城守军便蒙了，纷纷调兵前去查看动静，尤以鬼子最为积极，也最为急迫。因为东关是司令部所在，如果长官有失，他们的责任重大。
调兵的结果便是城门防守空虚，剩下的多是伪军。佟志和趁机发动攻击，迫击炮一顿猛轰，城内预留的一车战士也返身攻击，内外夹击之下，很快突破了北门。
内外开花，宿城立刻陷入了硝烟弥漫的战斗之中。倚仗着兵力优势，冲进城的三纵官兵在向导的引领下，沿着街巷分路攻击前进，向东关包抄而来。
宿城之敌则失去了统一指挥，仓惶迎战，被打得连连败退，覆灭已不可逆转，败亡也只是时间问题。
外面打得如火如荼，攻击司令部的鬼子和伪军在大门前死伤惨重，尸体层叠，又被榴弹、手榴弹轰炸，残肢断臂到处都是，血腥异常。
幸运女神的眷顾，老天、上帝的保佑！杨天风呼出一口长气，将手中沾满灰尘，且染有鲜血的金子联队军旗抖了抖，让肖四收好，并郑重叮嘱要严密保护，不得损毁遗失。
日本军旗，系明治三年（1870年）以“太政官布告”的最高法令形式发布定制，称作“陆军御国旗”。它是从日本国旗--太阳旗演化出来的，有十六道血红的光芒线，又被称为“旭日旗”。
陆军军旗的三个边饰有紫色流苏，木制烤漆旗杆顶部，有一个三面体的镀金大旗冠，三面均为日本天皇家族的十六瓣菊花纹浮雕族徽图案。据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自1874年1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对近卫步兵第1、第2联队亲授军旗为肇始，此后凡日军新编成之步兵及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以为部队团结之核心，将士对军旗之精神，举世无比。”
军旗为天皇亲授，仅为建制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才拥有，也称为联队旗。按日本陆军的规定：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则编制裁。所以，军旗在日军是一个不得了的要紧东西，要挑选联队一名最优秀的少尉军官担任旗手，专门设一个军旗护卫中队来保护它。
正因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部队都渴望缴获到日本军旗，但是都未能如愿。
按照日军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局有全军覆没危险时，应奉烧军旗。但不管遭遇怎样的败仗，日军都有烧掉军旗而后自杀的时间。
1941年9月，为策应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第6战区部队发动反攻收复宜昌作战，由于我军以重兵攻势凌厉，据守西岸据点的日军第13师团曾面临烧掉军旗的危机，已经向所属第104联队发出预令，且准备好了师团长以下高级将领剖腹自杀的场地，后因援兵到来逃脱了厄运。
在中国的八年抗战中，日军在松山和腾冲的两次“玉碎”战中烧掉了两面军旗，分别属于第113联队和第148联队。
但历史在杨天风手中又改变了，之前还被他在楼外抱怨战士们乱用榴弹，现在他却想猛亲一下那位一炮正打进屋内，将少尉军旗手和两名军旗小队成员炸死的幸运儿。
在整个二战中，444面日本联队旗未被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所缴获，但这个纪录被杨天风打破了。这或许将是中国军队八年抗战最值得称道的骄傲吧？
杨天风强制自己冷静，不要得意忘形，战斗还在继续，战士还在流血，而反攻的时候到了。
“长官，请允许我率车反攻。”孙绍全抹了下脸上的灰尘，郑重向杨天风请示道：“也请长官不要亲自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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