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升是兵部尚书，又是五朝元老，在朝中可谓一言九鼎，他看不惯徐琼这种不正视历史的态度，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就将徐琼呛得说不出话来。
按照徐琼的意思，明朝历史上消失四年的典籍是违背太祖所制定的国策，根本就没任何参考价值，所以将其定性为糟粕，大可以将之舍弃，要修《大明会典》，所列典章制度直接从太祖朝跳到太宗朝就可。
马文升便针锋相对，五代十国时天下大乱，国中少有贤明的皇帝，那根据你的观点要舍糟粕，这段历史就不用修了？
历史是用来记录的，既然要修《大明会典》，就要将大明朝开国以来所有典章制度都记录下来，而不能因为一些典章系政治斗争遭到废止就刻意不提，否则这《大明会典》就是一部“秽史”，为后世史学家所耻笑。
徐琼和马文升同属老臣，在朝堂下私交还算不错，此时马文升这么咄咄逼人，令徐琼颜面无存，当即黑着脸一语不发。
焦芳站出来为徐琼辩解：“马尚书忽略了一个问题，就算要修，恐怕也不好修吧？靖难之后，时典籍多废止而遭焚毁，如今连翰林院中都无存档，若要修撰，必会延长《会典》成书之期，令《会典》失色，更不可取。”
马文升到底气量大，含笑眯眼打量对面的焦芳，没有说话，但目光已清楚说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你还没修呢，怎知道不好修？亦或者是你怕因为修这段历史典章制度产生一系列政治问题，才在这里混淆视听？
因为马文升出面，令问题再次陷入胶着状态，也令文华殿内的火药味渐浓。
朱祐樘见场面僵持下来，便有休经筵之意，但问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若就这么无果而终，有些说不过去。
好在旁边有会察言观色的大臣，代表人物便是李东阳。
李东阳见弘治皇帝神色犹豫，以他对天子的了解，当即起身出来行礼道：“陛下，臣认为既要修《会典》，又不能令史料有所错漏，不妨令翰林院先行修撰洪武末年典籍，是否可行，待其整理完毕后再行朝议。”
李东阳被称为“李公谋”，是因为他善于出谋划策，在一些不决之事上往往有一锤定音的能力，在这种问题上他显然不会倾向于任何一边，因为这会破坏公允或者体统，一边是修史之人应有的严谨态度，一边是太宗皇帝继位的合法性，都是不容小觑的问题，所以李东阳干脆提出让翰林院把洪武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之间所有的典籍整理出来，然后看看修撰这段历史有无必要。
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李东阳巧妙地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为建文年号定名，等于还是违背了弘治皇帝举行这次经筵的初衷。
连大学士李东阳都发话了，而且话说得合情合理，在场的王公贵胄和文武大臣，包括刚才发生争执的徐琼、马文升等人也不再言语。朱祐樘轻叹了口气，扬声问道：“众卿以为如何？”
徐琼率先行礼：“回陛下，臣附议。”
“臣附议。”更多大臣站了出来，其实跟李东阳一样在这问题上当墙头草。
翰林院的官员品秩低微，本就属于记录者，没资格发表观点，最后沈溪跟周围的翰林院同僚一样，起身说了句“附议”，事情便当揭过。
到最后弘治皇帝朱佑樘也没表明自己的立场，好在也没把写奏本的人出卖。
经筵在这种不和谐的氛围中结束，鸿胪寺卿出班跪于殿中，先礼赞，等礼赞毕，包括沈溪在内，东西两班官员从对向转身面向皇帝御座所在的北方，等候弘治皇帝训旨。
通常这个时候皇帝会有两种选择，让百官出宫，或者留下赐食。只听朱祐樘扬扬手，吩咐：“与经筵之官人一体，每吃酒饭。”
沈溪连忙跟在其他官员身后，下跪承旨谢恩。
在沈溪磕头时，弘治皇帝已然起身离开，过了一会儿沈溪才起身返回桌案边，将记录的经筵内容收拾好，带在身上，回去之后还要再整理一遍，这些可能是未来为弘治皇帝修史需要用到的文稿。
从文华殿出来，沈溪跟着其他官员一起吃顿“工作餐”，光禄寺在奉天殿之东庑设宴款待所有参加经筵的官员，伙食虽然不及当日的皇宫大宴，但至少比翰林院平日午饭要好上许多。
吃饭时，有官员低声议论奏本之事，纷纷猜测这份奏本出自谁人之手？
按照翰林院这边官员的观点，最有可能进呈奏本的人是王鏊，谢迁本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但他是“转呈者”，皇帝若让辅政大学士来写这样的奏本，会显得“小题大做”。
王瓒道：“那不用说，下任掌院事，就是写这奏本之人。”
迅即有人点头附和。
沈溪却只当个笑话听，他自认此番不被降职罚俸就值得庆幸，其他可不敢奢求。再者，沈溪清楚自己是被弘治皇帝当枪使的，谢迁和王鏊在朱佑樘授意下演这么一出戏，其实说起来，始作俑者正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
……
下午回到翰林院，所有翰林都要将自己整理好的文稿呈递，因为这年头没有速记之法，每个字都要完完整整记录显然不太可能，就算将所有人记录的文稿整理出来，也未必能将之前经筵所讲内容全数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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