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那时你可能也算不上我的阵营。在我眼里，你的方法不错，但是，研究真理要靠想象力，而不是因果推理，所以，你不如我，更像狗头军师。我从小就对想象力、灵感抱有一种迷信的态度，觉得它们很神秘，不能用理性对待。当我能得到灵感之后，我发现失眠有助于获得灵感，这让我足够兴奋，加上年轻人不怕失眠，所以，很长时间没有理智对待这一问题。习惯养成之后，一方面积习难改，另一方面，不敢改也不想改，怕失去灵感。不过，按照我的经验，失眠的时候最好是一个人，夜深人静容易有灵感。当然，后来和你在一起算是例外，大概，我们两个的思想那时已经像是一个人了。”
我说：“失眠这个问题似乎怎么看怎么是小事，但是，我们发现的各个理论，几乎都有一部分是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想出来的。所以，这大概和我们之间的对话一样，都是很有价值却不能用逻辑证明的经验。它们肯定不是真理，却对发现真理很有帮助，尽管算不上必不可少。我睡觉前想问题的习惯早就有，小时候，这不影响睡眠，经常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失眠始于大学时期，而且，那时候灵感也开始出现。开始的时候，灵感出现的次数不多，我也懒得记录。那时没有手机，需要拿本子、开灯，太麻烦了。开始的时候，我经常认为早晨起床后一定会想起来，但是吃了太多次苦头。甚至，有时就是闪了个偷懒的念头，结果，别说第二天早晨，下一分钟可能就怎么都想不起来了。所以，我是经验主义地、功利主义地被迫学会了随时记录灵感。与此同时，灵感也越来越多，结果，睡眠质量越来越差。我到现在都不很明白，记录灵感和灵感的数量是否有明显的正相关。逻辑上讲，应该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按照我的经验，每当我愿意开灯记录灵感，就会经常陷入开灯-记录-关灯-再开灯的循环。而且，不记录或不关灯就不容易继续产生灵感，给我一种灵感很皮的感觉。甚至，如果每次愿意起床开电脑记录灵感，再写上一段，虽然更加麻烦，后续继续得到灵感的概率却也更高。在经验主义看来，总体规律是越愿意付出越能得到灵感。”
阿正问：“你从大学才开始有灵感？”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小时候，专注于思维方法，没有那么多课题和研究方向，所以，每一步进展不记录似乎也没事，不容易忘。当课题和研究方向多样化之后，记录灵感就有了必要性。不过，由于能力低的时候灵感的价值不高，多记录也未必有什么用。如果只要不断产生灵感就会导致能力的增长，就应该尽早记录，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灵感多和能力高并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我建议你现在把重点放在开始研究有价值的问题上，以后水平高了或者课题多了再想着记录。”
阿梦说：“说起来，我们倒是有点相似。明明睡不着，也要关着灯闭着眼想。这是经验主义，而且，我确实试验过晚上开着灯或睁着眼想，效率也确实会大大降低。但是，这些不会是真理，只是个人习惯，也许和某些生理反应有关。”
我说：“这种个人习惯有很多，它们只是临时的方法而不是永恒的方法。例如，我工作的时候宁愿有了想法就打开电脑写一些，写完宁愿关机，然后再反复开机。我不仅不愿坐在那里边想边写，甚至不愿让电脑处于待机状态，因为电脑待机我就会想不出来，哪怕是在另一个房间，这简直有些荒诞，很有些量子干涉的味道。我也想过这些方法背后的可能的原因。也许，没有灵感就不工作的态度有助于增加灵感，就像有灵感就记录下来的态度有助于增加灵感一样。”
阿梦说：“因为我们经常交流方法，所以，我们的方法应该属于一类，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的态度、方法使得每次工作的时间和逻辑推理的长度都相对短小，但是频率增加，随时可能工作。这也要求自己经常检查自己的状态是否适合工作。如果不适应，会对没法尽情地玩、没法完全放松等问题感到不满；但是适应以后，会对工作的高效率、工作时间缩短、有更多时间适度地享受生活感到满意。”
我说：“我们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大约就是睡觉前和凌晨醒来之后。如果有得选，这两个时间都是我们不想工作的时间。但是，我们至今没有找到转移最佳工作时间的办法，所以只有接受。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这样的人需要朝九晚五地按时上班，工作效率一定会大幅下降。事实上，我们有时会出现凌晨醒来工作到八九点然后睡一觉的情况。所以，研究人员的工作时间有自己的规律，规定工作时间是不合理的，会降低工作效率。有时，我睡眠太差，吃了帮助睡眠的药，结果脑海里一个灵感接着一个灵感，比不吃药状态还好。那可真是煎熬。虽然可以睡，但是，为了灵感不想睡，还要强忍睡意努力运转干涩的思维，可笑的是那干涩的思维居然很走运，真能产生灵感，我心中曾经多次呐喊：‘苍天啊！你真会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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