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场可能发生的蝗灾会让众臣放弃北伐？赵昺只能说古时的人对灾害是十分脆弱的。他在前时，尤其如他一样的年轻人对于蝗灾的认识更多的只是传说，在科技发展的现代社会，有着完善的监控体系，又有先进的灭杀手段，往往等不到成灾就已经被扑灭。
不过来的这个世界后，耳濡目染之下，赵昺也对蝗灾有了新的认识。古时有种说法：“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低，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由此可见，蝗灾为凶灾之首，破坏力惊人。由于蝗虫喜欢生活在暖干气候，这就使得处于东亚季风影响下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以北的江淮流域成为了中国历代蝗灾的高发区，其中尤以黄河流域为甚。
由于黄河中下游经常爆发洪灾，而黄河中下游所处的黄淮海平原地区又属于冲击平原，土壤主要为冲积壤土和细砂土，水灾后水不易积存，加上水灾后经常暴发旱灾，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就这有利于蝗虫的生长;而蝗虫有迁飞的特性，整个黄淮海平原地形平坦，少山地阻挡，使得蝗灾发生后蝗虫更容易迁飞，受灾区域更容易扩大。
另外，作为中国最早开展农业的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自古农业发达，种植的作物以小麦为主，河滩又适合芦苇等植物生长，这些都是蝗虫喜爱的植物，种种条件组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北方的黄淮海平原等地最终成为了蝗灾的高发区。而其中又以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一带的蝗灾最为高发。
蝗灾的危害性也极大的，而蝗群所过之处寸草不留，这不仅对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若是旱灾、水灾，会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可百姓尚能以草根、树皮果腹。但是蝗灾之后，百姓只能变成流民，四处求生。
若是再赶上朝廷赈灾不及时，地方官员办事不利，天灾加上人祸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往往就是民乱，从而引发农民起义，甚至颠覆政权。而蝗灾同样对于游牧民族无疑也是具有摧毁性的，他们无法生存，就会南下寇边，引发大战。所以在历史上许多政权正是在这种内乱外患之下消失的。
可能又有人要问，古代人对蝗灾畏之如虎，赵昺你一个现代的穿越者难道还会在乎吗？前辈的‘穿越者’们早就给你想好办法了，吃啊！烤着吃、炸着吃、炒着吃、做成酱，晒成干，甚至人吃不完，可以养鸡鸭，让他们帮着吃，就不信在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下，小小蝗虫还吃不完！
对此，赵昺只能苦笑，他在前世也曾参与过“中国吃货拯救生物灾难”的热议。小龙虾是国外害虫，可在中国这种入侵生物被吃的要靠养殖才能满足吃货们的口腹之欲；还有所谓“被中国人端上餐桌”，却在美国泛滥成灾的亚洲鲤鱼；更别说曾掀起了网友热情回应的“丹麦大使馆请中国吃货解决生蚝泛滥问题”。
赵昺记的每一次类似的新闻发生，都会把网友们的自豪感再推高一级，仿佛中国吃货已经成了全世界公认解决生物泛滥问题的“秘密武器”。而类似的传闻多了，国内从来就不乏对国人的舌头盲目自信的人，认为只要得到许可，连造成非洲粮食危机的蝗虫都能给吃光了。
赵昺那时就发现当所谓的“玩梗”，逐渐在网络狂欢中演变成一种全民性的盲目自信，甚至会引发更荒唐的局面。甚至还有网友表示，可不可以不进行防治，让蝗虫自然生长，在适当的时候开办个“蚂蚱节”。一方面能够解决蝗灾，另一方面还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
当整个舆论逐渐开始对“吃货治灾”深信不疑之后，就很容易出现一个认知偏差：一遇到什么东西泛滥，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能不能吃”，对于生物灾难治理本身的迫切性和严肃性，反而被抛在脑后。而让“不会吃”的美国人头疼不已的亚洲鲤鱼，也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条自家过年桌上摆着的美味红烧鱼。
美国的亚洲鲤鱼最早被引入就是为了处理水质污染，因此身体里大多沉积了重金属残留物。美国的一些垂钓手册就会标明，某些水域的鲤鱼“一星期只能食用一次”。这种鲤鱼不仅美国人不吃，国人也不爱吃。有曾经尝试人曾描述：成年亚洲鲤鱼的肉不仅难嚼，而且腥味用重油重酱也很难盖住。
至于当时刷爆中国社交网络的，丹麦大使馆那篇一本正经的“生蚝求助信”，更是一次成功的国家旅游营销。生蚝泛滥给丹麦带来了多少损失没看到，却俨然让它拥有了继安徒生之后的又一张旅游名片。一波营销下来，打着“吃生蚝”旗号去丹麦的中国旅游团倒是越来越多了。
而小龙虾之所以需要养殖，并不是因为入侵的已经被“吃绝种了”，而是因为野生的小龙虾存在捕捉困难、寄生虫等问题。只有人工规模化的养殖方式，才能获得品相更好、更安全的食用小龙虾。正因如此，餐桌上各种做法不一的小龙虾大多都是人工养殖的，而危害环境的野生克氏原螯虾们，仍然在田野里自由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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