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在征战的时候最常听到的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从正面说可以理解为弃暗投明，反之讲就是背君叛国。而国人的传统对于降者向来持保留态度，认为这种人既然可以背叛原主，那也就可能会背叛新主，因而嘴上赞不绝口，心中对其忠诚却存在怀疑，一般不会予以重用，甚至会做出卸磨杀驴之事。
游牧民族信奉的是‘丛林法则’，谁厉害谁是老大，昨天被人征服，今天就会跟着去打别人，而明天可能战败了，又会跟着新老大掉头打‘旧主’。所以在他们对于忠诚的理解还是大有不同的，而在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连番遭到游牧民族的入侵，终大宋一朝也未能完全收复。
这让赵昺怀疑那些留在中原的士人，经过上百年的颠沛，道德观念也受到了游牧民族的传染，对此也不是特别在意，学会了顺应形势，有了一套适合自己的生存法则。所以整个金朝殉葬的高级文官并不多，在蒙古军的兵锋下，元好问等人选择了苟安。
元好问除了靠上了张柔，还寻找了另一位靠山——严实，其是蒙古四狗之一木华黎拿下山东的大功臣，为忽必烈信任的汉侯之一，而其也喜欢庇护元好问这样的‘文人’。正是因为有了两个汉人世侯当保护伞，元好问才得以度过当时的乱世，在其眼中“神州竟陆沈”时，他一点也没有殉葬的念头。
但是令赵昺困惑的是那些反而是那些备受女真权贵压迫的汉人底层民众愿意为它赴死。这些人也不喜欢金朝，可更多的北方民众选择了抵抗，他们读书少甚至不识字，却心怀忠义观念，愿意为金朝对抗蒙古效力，愿意为自己的家人复仇，在穷途末路时纷纷慷慨赴死。
因而元朝和南宋共同的看法就是“武臣战卒及闾巷草野之人为多”，金朝最后的忠臣“马习礼吉思、王清、田荣、李贵、王斌、冯万奴、张德威、高行中、程济、姬芃、张山等十有三人”，无一人是权贵，也无一人是华夷观念深厚的文臣，也正是他们这些铁铮铮的汉子，而不是元好问这等人让蒙古人知道了什么是华夏精神……
赵昺分析了中原地区的汉人的各自心态，也让众人觉得眼前一亮，也能理解要他们审时度势，放眼全局的含义。
皆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当前蒙元虽然连败，在军事上已经失去了锐势，转而采取守势。但普通百姓不会想那么多，以为宋军的进攻使得自己子弟被强签当兵，朝廷不断增加税赋，给他们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他们攻城掠地，抢占了自己的田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资本，对王师只有痛恨。
而今蒙元是内外交困，财政趋于崩溃，强征暴敛下已然是怨声载道，但是那些汉人世侯们尚未收到多大的冲击。而蒙元草原军的南下却会打破这种平衡，他们与汉人世侯间本就处于对立，现下‘入主’中原不仅侵入世侯们地盘，也必然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日趋尖锐。
草原的宗王和中原汉地的世侯可以说是蒙元朝廷的两大支柱，以为凭借着忽必烈的强势和世侯的忠诚，双方尚能和谐相处。但现在真金仅仅继位三年，便丢失了江南和两淮，宋军兵锋已至中原，其威望可谓是一落千丈，加之屯驻中原的兵力大损。真金对局势的掌控力还有多少可想而知，两根‘柱子’相互倾轧之下，内乱已经不可避免。
处于底层的普通百姓在两大集团的斗法中，只能是牺牲品，他们即要承担朝廷的税赋，向旧主纳贡，还要供养新的主子，负担将更为沉重。而双方矛盾激化刀兵相见，百姓就是炮灰，彼时民怨沸腾，为了自保也会揭竿而起，对于王师的态度也将发生根本转变。
因而众人对小皇帝暂时放缓进攻的步伐，与蒙元议和，坐视蒙元局势变化的决定以为不失为上策。待元廷政局恶化，烽烟四起之时，他们再出兵‘伐无道’，中原百姓的抵触情绪将大为减少，而那些汉人世侯和文人们又会重新站队。
赵昺看众人默认了自己的决定，也知道历史上真正解决漠北问题，还是同为异族的满清。有人说是因为满清采取和亲政策的同时，也将蒙古人编入八旗，分封草原禁止他们流动，从而避免了新的‘巨头’出现。但他以为满清的成功，其实是因为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热兵器时代了，更加依赖经济了。
漠北这种环境恶劣经济效益低下的地方，即便人民再吃苦能干骁勇善战，在热兵器时代毫无用处了。甚至于哲布丹尊巴叛变，搞外蒙古独立，都是战战兢兢不敢动，弄得幕后策划者俄罗斯人憋不住了，不得不自己派兵逼着外蒙独立。
接下来，赵昺又哭起了穷。此次北伐不比从前，过去在琼州的时候打仗是赚钱，因为他们的行为更似蒙元的‘打草谷’，捞一把就走，不需要占领地盘，也就不必考虑日后的统治问题。但现在不同了，打下的地盘要长期统治，就需要考虑诸多问题，不能放肆的搜刮那些大户，还要出钱出力去赈济百姓，安抚民心。
随后，赵昺便开始算账，当前宋军禁军五十万步军，八万水军，还有州军十余万，总兵力八十万，每年支付的薪俸就是个天文数字，而战时还有增加补贴，加上武器弹药的消耗和所用。这次朝廷不仅没挣钱，还捅了个大窟窿，财政亏空近二千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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