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知道在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实行过军屯，在早期的时候都曾为巩固边防，筹措养兵所需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后期却往往成为腐败的温床，最终崩溃，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宋和明两代的军屯。
宋朝因为自立国一直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加上以重金拉拢武臣，养兵费用一直是高居不下。而解决财政困难的的方式无非是从百姓身上抠钱，没钱了就需要开源，比如搞点产业。而南渡之后因为土地兼并导致朝廷可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所以就搞出了公田法。
公田法的思路是买田养兵。通过收购百姓手中的土地，以耕种所出用以支付驻军全年的军饷、春冬衣赐、习武费用、官吏请给等花销；除了买田以外，还有屯田营田，所谓营田，则是将绝户土地和某些官田“召人使耕，分收子利”。
总之，所以南宋后来搞公田法，花钱重新向大地主买土地。但是，什么问题都怕个但是，本来南宋朝廷钱就不够，于是直接用纸币购买，谁都知道那东西贬值很快的。后来因反对声太大加上度牒，这东西可以带来许多便利，所以也是当时的硬通货。因此公田法得罪了许多人，对民间造成很大影响，不过总算是缓解了南宋眼前的困境。但是也导致了阶级矛盾愈加尖锐，于是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后面发生啥大家都知道。
再往后的明朝也是如此，明末的环境，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是典型的内忧外患。最要命的是明王朝税税收不上来，兵也征不到。当时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的大户，不但大肆兼并土地而且还侵吞军屯。因为没人动他们所以他们有恃无恐。
在军屯制度名存实亡的明末，被逼无奈的西北守将孙传庭根据这种局面，甚至做出了不需朝廷拨军饷，由自己解决所需的方法，而他的底气是利用手上的武装夺回被某些人侵占的田产。明朝时西安周围原屯积军队2.4万，田地二万余顷，后来田地都被当地豪门大户霸占，兵丁也成了虚设在花名册上的符号。
孙传庭在主持陕西军务期间，为了扩充的军力和粮饷，经过治理，对当地大户采用各种手段夺回军屯，最终获得士卒1.1万，年收税计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明军的兵力和财力得到很大的恢复，但在崇祯皇帝的干预下，孙传庭被迫提前出关迎战，其措施也就此付诸流水。
赵昺在收复江南之初，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下旨严禁军队屯田，参与经商活动，便是担心重蹈覆辙。而蒙元军队进入中原后依然采用游牧民族的征战方式，国家不负担军费，依然由各军各自解决。因此分封土地，实施军屯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蒙元并没有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军屯产生的弊端，种种恶果便随之而来。贪婪的本性让贵族和领兵将领变本加厉的侵夺土地和人口，并利用种种特权敛财，压榨虏户和兵丁的所得，这也是导致蒙元军队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当下桑哥不仅钩考地方财政，清查侵夺的财物，可谓是放了他们的血。加上增加课税，使得地方军将的收入大为减少，可出兵的费用朝廷却不会负担，自然也就不如此前积极了……
“韩枢密，汝这一番分析，吾怎么觉得愈加糊涂，既然玉昔帖木儿缺钱难以发动南侵，为何又反对撤伏呢？”听了半天韩振对局势的分析，大家都深以为然，可陈任翁越听越不对劲儿，其说法岂不是自相矛盾，忍不住反问道。
“陈尚书，吾所言之意是指蒙元当下迟迟不肯动兵的缘由之一，却非指玉昔帖木儿已经放弃了南侵的念头！”韩振却不觉自己的话有丝毫问题道。
“哦，愿闻其详！”陈任翁听了一愣，有些尴尬地道。
“陛下，各位同僚，吾以为玉昔帖木儿并没有放弃南侵之念。原因有三：一者蒙元对我朝沿江地带的袭扰有愈演愈烈之势；二者，桑哥的新政导致蒙元朝廷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大有一触即发之虞，其作为一地守臣若想化解，发动南侵依然是转移矛盾的最好方法；三者，桑哥与其应属同党，两人虽有默契，却非没有矛盾。因而他们即是相互利用，又相互提防，当下两淮增加课税数十万贯，已经超出了一地的承受能力，并引发屯驻各军的不满，其必然也是有所不满，以为桑哥有意打压。而蒙古人最重军功，发动南侵不仅能够解除自己面临的危机，且能得到真金的进一步信任！”
“嗯，有些道理，汝继续说。”赵昺点点头道。他听明白了，韩振之意是说蒙元虽说迟迟没有动手，但南侵的基本面并没有消除，只是缺乏一个契机而已。
“臣以为蒙元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主要还是有所顾忌。首先真金当前力主和议，以求争取时间稳定朝局，改善财政，因而其主动挑起战事有违真金的初衷；再有，玉昔帖木儿一直主持北部军事，对抗叛军的侵袭，非是鲁莽之辈，应该对我军的战斗力有所忌惮，毕竟他率先突袭要面对江东近二十万大军的围攻；另有恐怕是惧于陛下的威名，且麾下还有数万精锐的御前护军，其要想夺取临安就必有一战，而其又没有必胜的把握！”韩振在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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