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战略发展方向之争中，赵昺一直处于劣势，但是他仍坚持自己先据东南的观点，并不断试图说服众臣。玩儿过围棋的人，尤其是初学者起手往往都喜欢占角据边，形成稳固的局势后再向中心发展，因而有‘金角银边’之说。而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也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所以历史上群雄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
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且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也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因天时，据地利，得人和，从容经营，积暴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业。不过，这只是住完成积累阶段，若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积累阶段完成之后，进取中原则决于对中原的经营。
所以说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自可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而在从乱趋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亦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
从这个角度将西川和东南都处于同等地位，但是赵昺知道历史可以借鉴，不过没有事物是一成不变的。而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都并不是固定的，乃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
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变的举足轻重了。
当前蒙元定都大都，也就是现代的北京，正处于河北的范围之内，而山东正是东南之翼，占据东南谋取山东便可对河北形成合围之势。但是占据西川谋取中原，首先要攻取关中，再下河北，而陕甘紧邻蒙元旧都，将处于敌方的两面夹击局势。且兵出垅中处于仰攻姿态，在战术上也是十分困难的，而割据四川鲜有北伐成功的，却多被敌所灭。
赵昺在试图说服众臣的时候，大家也在设法让他从谏随流，又从人文、物产、民风等多方面劝谏。他以为其中不能说不无道理，但也存在偏颇，其中的许多情况已经大为改观。
他们称古人常言南方民风柔弱，一纸可安。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南方百姓也没什么抵抗的心思，而北方民风彪悍，尤其是西北和河北等地更甚。且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多以打猎为生，以肉食为主，运动较多，身体较为健壮；而汉人则以面食物为主，锻炼较少，自汉朝以来就推崇儒家文化，主张追求功名利禄，素质可见一斑。
赵昺对此不以为然，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记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
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后世更有号称天下强兵的广西狼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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