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使盛以达率城中没有战斗力却依然存活的军余老弱，押运车辆、粮食、财货向东关外的秦王寨迁徙。
至于指挥使张尔猷，则集结了潼关所有依然能作战的旗军，在城内错综复杂的街道，筹备巷战。
张尔猷对军官、旗军的动员也很简单。
他告诉卫所的世袭军官：“我辈世沐国恩，受爵禄，既然不能扞卫封疆，今天就是我们以死报国的时候了！”
而对旗军，则是另一种说法：“若有活路，投降无妨，但我等身染重病，彼等亦染疾病，即使投降受辱，仍难逃一死，何不奋力作战，都死在这，东边的家小就安全了。”
世袭军官们自然是没啥好说的，旗军们有家小跟着盛以达往东走的，能接受这样的结果；而家眷在瘟疫中死光的，也没啥活头了，咋死都行。
在这个时代，巷战本是下下策。
因为一来城门楼这样的制高点被占领后，城内守军调动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二来则是守军虽有熟悉地形路况的优势，视野受到遮蔽、旗鼓号令难行之下，指挥官却无法快速指挥，只能就近指挥眼前的士兵。
这就决定了，守军在巷战中难以组织，既难以快速调动支援、也难以在攻击后快速转移。
但这些问题，对张尔猷和潼关旗军来说不存在。
他们不需要高级将领指挥、不需要组织、不需要调动、不需要转移。
城破的第一时间，散兵游勇便各据城内屋舍宅院，有体力的旗军上房对射，没体力的就抱着杆火枪蹲在屋子里，盯着门口，随时准备打死冲进来的第一个人。
没人进来也无所谓，反正时日无多，等死而已。
而在街道转角，时不时就有五六骑、七八骑持矛突阵，骑兵有时会被火枪打落，也不乏有勇士突入阵中胡砍乱踩。
总之，潼关卫旗军在努力寻找一个体面的投胎之法。
发着高烧的魏迁儿的初一进城，就听说前锋在各处街角被明军突击、各处屋舍被明军放冷枪，让本就虚弱无力的他更加烦躁：“城墙都拿下了，还能叫他欺负了？”
“把城墙上炮口倒转，对向城内，见人就打。”
“别跟他们一个屋子一个屋子争，感觉有人就先拿手里东西往里面丢，炸了再说。”
“抓紧时间，把所有会动的都宰了！”
这个大营自从向潼关发兵，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留在世上的时间屈指可数。
刘承宗精心编制的笼头坠地，四千余营兵挣脱枷锁，再没那么多禁忌。
随着魏迁儿下令，很快各式火炮在城墙上响起，向城内军民居所轰出大小不一的实心铁弹、散子甚至开花弹。
这都是明军留在城上的守城器具，从打开花弹的碗口炮到射实心铁弹的将军炮，还有散子、实弹混装发射的佛朗机炮，一时间在城头打得炮声不绝于耳。
铁弹如锤，将一面面砖墙砸穿。
散子如霰，穿墙破窗，将门窗撕成碎片。
甚至就连前线步兵，每个小队都带了几颗飞礞炮弹，遇上察觉危险的屋子，就先往里头灌两颗炮弹。
还真别说，飞礞炮用的时候并不算很好用的兵器，两次点火增加了意外情况，同时射程较远也更容易磕灭炮弹的信管，导致熄火。
但是在街巷这种特殊地形，直接把炮弹丢进宅院，反而意外地好用。
易用性很好，杀伤力更可观。
进入潼关的两个时辰后，卫衙方向传出巨大的爆炸声。
魏迁儿在西城墙的城门楼上都能看见爆炸荡起的烟尘。
很快，在街道间奔波穿行的传令兵便向其回报，明军指挥使张尔猷阵中被毙。
当大营军兵在潼关自西向东推进，即将进攻卫衙的时候，张尔猷率四十余骑在小路冲突数次。
这是个货真价实的猛将，尽管染病后身体状态不佳，却仍能披甲骑马驰射、挥刀乱砍，单是在他手上死伤的军兵便有十六人之多。
相应的是其部骑兵也被打死不少，最后仅余五骑。
最后一次冲锋时，已经身中十余箭的张尔猷被火枪近距离正面击中胸口。
铁甲挡不住元帅军的制式重铳，重达一两五钱的铅弹能在二百步外击毙牛马，更不必说近距离打在身上了。
张尔猷的扎甲前胸只被打碎了一块甲叶子，扎甲背部却被打出脑袋大的窟窿，就连后面的护心镜都被撞碎的铅弹破片打成碎片。
余下的五名骑兵，也有四人在抢夺张尔猷尸首时被元帅军围住俘虏。
这帮人根本就不想投降，他们争抢张尔猷的尸首，只因为这是张尔猷在开战前就给他们下的命令。
“若我阵亡，莫教贼人得我尸首。”
即便被团团围住，他们还想负隅顽抗，直到兵器都被打落才被俘虏。
倒是有一人没去争夺尸首，直接奔马跑回卫衙，没过多久那边就传出巨响。
据俘虏所言，是张尔猷的妻子、妾室和女儿。
他原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追随他出城作战，死在跟魏迁儿的第一次冲突中。
小儿子则在瘟疫袭来时染病，正逢医师病死、盛家俩儿子还没拿着医书出来行医，关上守军对这病也不了解，没救过来便死了。
只剩妻妾女儿，她们都不愿跟盛以达去东关外的秦王寨，便在卫衙堆了火药柴薪，得知张尔猷阵亡，便引燃火药，把自己连同卫衙都炸个稀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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