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太嘛，太学、太上皇、太监都是这个意思：比大还多一点。
崇祯四年，李奇懋经过御马监掌管腾骧四卫营马匹与象房的历练，终于补上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环，进了司礼监。
这本该是他二十年前就有的经历，但当时没有，现在也不会有了，转任司礼监监管不过半年，作为崇祯皇帝眼中非常可靠的内廷人才，李奇懋撞了大运，被皇上派了陕西镇守监察茶马的差遣。
毫无疑问，这对宦官来说是最大的殊荣。
内廷虽有四司、八局、十二监合称二十四衙门，每个衙门掌印、提督这些太监自然是内廷最具权力的官职，不过要说里面哪个权力最大，那还得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
就算是分庭抗礼的御马监掌印，也比不了。
因为司礼监是内廷二十四衙门唯一一个能跟外廷沟通的衙门，提督有机会权倾朝野，靠的就是秉笔有替皇帝批写奏章的权力、掌印则有让这份奏章变成废纸或成为圣旨的能力。
但这并不是说每个时期、每个司礼监提督都能权倾朝野，恰好相反，绝大多数时候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只是给皇上端印玺、递御笔的。
他们想掌权有个前提：皇上懒得干这事儿。
只有皇帝不管这摊事，才会有掌印秉笔权倾朝野的机会。
崇祯皇帝身上有很多缺点，但懒惰绝非其一，同时下手狠辣，在朝廷有极强的震慑力，所以崇祯朝的内廷大太监，权势……非常有限。
如此一来，此消彼长之下，外放的镇守太监就成了比司礼监提督更让人舒服的职位，地位是水涨船高。
人的际遇就是这么奇怪，李奇懋在最该升官的时候，因魏忠贤而蹉跎岁月，那些讨好魏忠贤的却因此加官进爵；而当他平静接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要做个杂役的时候，又随魏忠贤的倒台咸鱼翻身。
李奇懋蒙受皇恩离开紫禁城那天，可谓踌躇满志，想着要为皇上干出一番大事。
回忆起当时，记忆还是那么清晰，从北京到固原三千里路难行，北直隶官吏沿途护送奉上的特产美食，当然也有进入山西之后地方遭灾的残酷景象，不过这都比不过听见‘刘承宗’三个字时的晴天霹雳。
陕西镇守太监的官署在固原，李奇懋满怀为皇上整饬马政的雄心壮志，结果走到半路就听人告诉他：固原没了。
当时刘承宗刚经过固原，固原镇就别说战马倒毙那些糊涂账了，整个马苑一头四条腿的大牲口都没留下，连养马的都被拐跑了，哪儿还有什么马务要他监视？
后来他重建陕西马苑，又给司礼监写信，要来了个小中官张元亨，派去西宁茶马司，想着从刘承宗那好歹弄点马回来，当时还给他留了句话：“元亨，只要不擅开边衅，西宁卫的茶马司，放手去办！”
其实他本来要的是紫禁城里另外一个姓张的宦官，那个人很精明，从前跟着魏忠贤，后来魏忠贤倒了，东躲西藏了一阵也没死，反倒被人保了下来，所以李奇懋想着这小子没准真能靠着精明，从西北巨寇那虎口拔牙。
万万没想到，那孙子太精明了，一听是到西宁去，他自己就不去，从松潘卫薅出来个倒霉蛋子张元亨，李奇懋也没办法，这年头人都不敢往陕西来，只能将就着用。
结果也就用了一下，张元亨就撒手没了。
此后好几年，李奇懋都忙着在西北搞马政，想尽一切办法繁衍马匹，这个工作其实不好干，因为监视宦官和管事的文官本来就属于两个系统，哪怕搭伙，做事的时候目的也不一样，都是好心也会有所抵触。
就比如地方上的苑马寺卿叫朱煐，是个能吏，十五岁就中举做了举人，三十一岁考取进士。
历任行人司行人、工部屯田司员外郎、陕西巩昌和山西潞州的知府、山东和山西的按察司副使，这人在行人司，留下的名声是不畏权势；在工部给李太后修陵也非常强势；做知府讨伐矿贼、治理地方也深受爱戴。
这是个有才华、有能力、有脾气的人，到了苑马寺卿这个位置，指望他跟李奇懋这么个宦官交心联手？可拉倒吧，五省总督陈奇瑜见了李奇懋会先拱手，而人家朱煐跟他交接公务，历来是平等之礼。
在事上也一样，陕西这几年到处找军费，各镇总兵都找苑马寺要马要钱，单就固原道铸钱场地与马场防务，就互相扯皮了不知道多少次。
李奇懋觉得可以，皇上要陕西铸钱，他这镇守宦官也想法子找钱，军饷能开的开、战马能给的给，然后各地的赔累马价能增的就增一些，总之把事办好。
而朱煐呢，则是把苑马寺卿能干的活儿干到极致，职务之外的事，人家才不管你那么多，赔累马价能免的就免，军饷能给的给、不该苑马寺出的一分都别想要，马场的防务该是谁就是谁——我他妈就是不当这官儿，你们也别想摊派到我们苑马寺头上！
这俩人搭伙是小矛盾不断，但遇上大事倒是都拎得清，兵部弹劾朱煐的时候，李奇懋还帮他说话，可惜最后朱煐没被弹劾下去，反倒是自己心灰意冷辞官回了河南老家。
总而言之，李奇懋这几年也就养马还养的不错，让固原的苑马重新恢复生机，可惜刚养好一批马，就被平叛的军队要走了；再养好一批马，又他妈被要走了，整个一恶性循环，永无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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