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十一月，辽东天寒地冻。
王骥所在的海船，被朝廷紧急征调，从天津和山东运粮前往辽东。
辽东总督聂豹，辽东都司张猛，辽东总兵俞大猷，三人联合清查辽东军田，同时还伴随卫所制改为营兵制。
这是要掘世袭武将的根子，终于在秋天激起叛乱。沈阳中卫、铁岭卫、定辽右卫（丹东）、三万卫（开原）皆反，甚至勾结女真各部作乱，言官们纷纷弹劾聂豹、张猛和俞大猷，但王渊一锤定音将三人强行保住。
王骥已为辽东官军运了两趟粮草，终于在第三次到达旅顺口时，一位官员对他们说：“你们不用再来了，运粮费自去找兵部结算。”
众人忍不住打听，却是辽东叛乱已平。
这些家伙从秋天开始造反，被俞大猷带兵打得抱头鼠窜。不过东北的深山老林很多，叛军失去城池之后，反而变得更难对付，期间俞大猷还遭伏击兵败一次。
入冬之后，形势彻底扭转。
大量参与叛乱的官兵，受不了可怕的严寒，每天都有士卒逃回卫城请降。渐渐的，一些中低级军官，带着部队成建制投降，只求能保住一条狗命，就算被流放殷洲他们都认了。
而那些高级武将，却绝无投降可能，因为他们必死无疑。
这些家伙跑去投靠女真部落，如果换作其他季节，女真酋长还会跟他们勾结，一起跑到大明境内劫掠。但冬天有啥意思？大明官军那么厉害，这些叛军跑过来，只能浪费女真部落的粮食。
于是乎，陆续有三个指挥使，被女真各部酋长砍了脑袋，送到辽阳请求朝廷赏赐。另外一个指挥使，则早就被俞大猷阵斩了。
辽东局势就此安定，大量军田被分给军户，所有军户就地转为民户，甄选其中部分青壮编为营兵。
卫所制，在辽东成为历史。
次年正月，朝廷设置辽东布政司、辽东按察司。辽东边镇就此消失，今后当呼为辽宁省。
大明辽宁省地界，几乎跟后世的辽宁省一模一样。西边到达山海关，南边则是沿海区域，北边和东边都以山峦、河流、边墙为界。
为了防备异族入侵，辽宁各地依旧驻扎有重兵。但都不再是卫所，全部转为营兵（武将流职，士兵招募），分设沈阳营、铁岭营、抚顺营、三万营（开原）、凤凰营（丹东）。
顺便一提，山西、陕西、辽东以及各边镇，陆续由卫所制转为营兵制，再加上食盐开中制被废除，导致中央军费支出翻了十倍。
卫所制配合开中制，等于地方军费自给自足，无法自足就用盐税去补，盐税补不起再让地方官府筹措，最后还有缺额才由中央财政提供。这样搞下来，朝廷大臣倒是省事儿了，却让地方官府和商贾百姓苦不堪言，贪腐损失反而是正常军费的好几倍，并且朝廷还渐渐丧失对军队的控制力。
历史上，明朝的能臣为啥不能更改军制？
无非政治、经济和军事原因。
敢动卫所制，必定激起叛乱，有可能叛乱还未平息，倡导改革者就已经被罢官下狱。
就算扛得住政治压力，也扛不住财政压力。卫所制取消之后，中央军费开支成倍提升，大明君臣上哪儿找那么多钱补窟窿？
另外，军事压力不仅是官兵叛乱，还有蒙古、女真虎视眈眈。改革初期必然生乱，明军一乱，则蒙古、女真趁机闹事，谁敢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王渊也是先把蒙古和女真打趴下，消除外部军事压力。再进行币制、税制、盐政改革，让国库银子变得多起来。如此，最后才敢对卫所制开刀，先后次序不能颠倒，否则大明就将乱成一锅粥。
辽东军制一改，还剩甘肃镇需要清理，到那个时候，整个北方就没有卫所制了。
反正改到哪里，哪里就人头滚滚，总有头铁的会冒出来。
山西和陕西的军制改革，说起来还相对轻松和谐，因为当时收复了河套和集宁。王渊携大胜之威，迁徙两省卫所前往新复之地，通过土地转换跳过清理军田，也诱使世袭军官离开了自己的地盘。如此，世袭军官失去造反的勇气，也没有积攒那么多被清理军田的怨气。
沿海的卫所，去年也被王渊废除。
这些地方的官兵早烂了，想造反都造不起来，乖乖配合朝廷政令，大量失地军户自发移民海外。
接下来的事情，可以慢慢的逐步推行。
先在南北直隶改革军制，接着再是河南、山东、湖广、江西、四川……越富庶的地区，卫所数量就越少，改革难度也就越低。
收复耽罗，辽宁设省，王骥都亲身参与进去。
只不过嘛，他的工作是当水手，如今洗甲板已经洗得很利索，船长立即让他学习如何操帆。
学习操帆，先学会跟缆绳打交道。
体积越大的海船，缆绳数量就越多，密密麻麻能把人看得头晕。
这年除夕，王骥在日本度过。
福冈是日本第一大港，码头附近商铺林立，一半以上由大明商贾投资开设。
王骥在破浪号的水手中混得很开，好几次打架他都赢了，以武力获得众水手的尊重。同时又出手大方，下船时经常请客吃饭，从情感方面将众水手征服。
如今，未满十五岁的王骥，被水手们尊称为“周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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