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是不设武举的，主要原因为祖制约束。
朱元璋举办了三年文举，认为那些年轻进士不堪用，于是决定废除科举制度。这一废就是十二年，但找不到更合适的选拔方式，只能再次恢复科举考试。
此时，礼部建议开武举，朱元璋不置可否。
三年之后，礼部再次请开武举。朱元璋便批复道：“另设武举，是将文武分家，长此以往，天下就没有文武全才的人了。”
有了朱元璋这句话，后代君臣不能违抗，大家都不再提武举的事儿。
英宗时期，边患频发，盗贼四起，军队疲弱。
于是，文官们请求开设武学（军官学校），英宗下令在南京和北京各办一所。结果学校还在筹办当中，突发土木堡之变，皇帝直接被俘虏了，军官学校的事情就这么搁浅。
到了朱厚照的爷爷宪宗那会儿，世袭武官制度已经弊窦丛生。
敢作敢为的宪宗朱见深，以法律形式确定武举，直接颁布了《武举法》，并且宣布举办武科考试。
但很尴尬，大明全国范围内，竟无一人报名参加。
宪宗皇帝的脸，都快被现实打肿了，从此再不提武举的事情。
究其原因，那个时候的卫学还不兴盛，军户子弟认真读书的并不多。而读过书的，又希望参加文举，考进士做文官多爽啊，他们才看不起武举前程。
真正想考武举的军户子弟，又碍于学问有限，都懒得去报名碰运气。因为当时武举内容太“高端”，考试科目有《小学》、《大学》、《论语》、《孟子》和《武经七书》，笔试如果不过关，连参加武艺测试的资格都没有。
明代第一次武举，是在弘治年间，但办办停停，根本不成规模。
又因为没有武举殿试，皇帝不会亲自过问，所以没有真正的武状元。比如许泰，说他是“武状元”纯属顺口，他只是武举会试第一而已。
大明第一个武状元，问世于崇祯四年。
当时参加会试的武举人当中，只有王来聘、徐彦琦能舞百斤大刀，发榜时徐彦琦竟没考中武进士。崇祯皇帝得知以后，认为肯定有人作弊，把主考官、监试御史统统革职下狱，下令重考并亲自批阅试卷。
王来聘由此成为大明第一个武状元，直接实授副总兵！
若非这次王渊增设武科殿试，恐怕报名者都不会很多。但既然有殿试，那就能入皇帝法眼，全国各地自然纷纷报名应考。
正德二十一年七月，俞大猷来到北京武学校场，同至者还有来自全国的近两百个武举人。
主考官：礼部左侍郎王渊。
副考官：吏部左侍郎汪鋐、兵部左侍郎王瓒。
监试官：右副都御史俞谏、右副都御使边宪。
这个考官阵容堪称豪华，全都是朱厚照亲自挑选的知兵之人。
王渊就不说了，大明战神。
汪鋐在广东主动出击，拔掉那里的葡萄牙人城堡，被朱厚照钦点入京担任左侍郎——历史上，此人深受嘉靖信赖，成为明朝唯一身兼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的超级重臣。论实权，吏部尚书第一，兵部尚书第二，此君竟一人兼掌两部。
俞谏担任操江总督时，曾剿灭刘六刘七的江淮残部，又在江西剿灭匪寇数万，是在林俊之后、王阳明之前平定江西的大臣。
边宪曾在直隶文安一带，剿灭刘六刘七残部。又担任宁夏巡抚，率部抵御鞑靼进攻，五日七捷，深得朱厚照器重。
除了王瓒没打过仗，其他考官和监试官，都是纵横沙场的文臣。
王渊身为礼部官员不能做主考？
朱厚照可不管那么许多！
“第一场，射艺！”
十人一组，携弓箭上场，每人步射十箭、骑射十箭。
步射最为精彩，所有武举人，在试射之后，开头三箭必然命中靶心。全是好手，没有滥竽充数者，毕竟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艺这种东西想作弊都难。
俞大猷步射十箭，九箭命中靶心，剩下一箭也离靶心不远。可惜骑射比较拉胯，因为他家中无马，没有进行过长期练习。
接着又比力气，不同型号的石锁让他们举，不同型号的大刀让他们舞。
强中自有强中手，俞大猷只能舞八十斤大刀，却有四人能舞百斤大刀。这玩意儿，可不是举起来就行，还要舞得精彩流畅，能耍开的都是大力士！
你可以想想一百斤有多重，明代的斤还更重一些，普通人连举起来都难，这四个家伙居然还能舞刀。
“真壮士也！”汪鋐大赞。
边宪捋着胡子颔首微笑：“行伍之中，能舞百斤大刀者，我巡抚南北数省，只在宁夏见过一个。不曾想，一场武科会试，就能见到四人！”
王渊其实对这玩意儿不看重，但又不得不承认，古代战场确实需要武勇之辈。眼前这四位猛士，都可做破敌陷阵的骁将，关键时刻往往能够创造奇迹。
又经过多项考核，终于来到器械科目。
一人一根木棍，捉对厮杀，限时三分钟。三分钟之后，胜者组、败者组再各自厮杀。循环往复，只比十场，以胜利次数得出排名，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性。
这些都是王渊制定的内容，甚至加入了负重跑步。
俞大猷身着棉甲，头戴铁盔，提着一根沾满石灰的齐眉棍，抱拳说道：“请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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