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羊头卖狗肉的“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即将成立，意味着轰轰烈烈的越战即将打响。
不是之前的小打小敲，这场冷战中的热战涉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现代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对“越华文艺研究会”而言，不但要守住富国岛大本营，要确保南部9个工业村和十几个侬人安置村安全，还要保证各工业村内企业能够正常运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失去自己的造血机能，光靠美国援助是抵挡不住北越的。
制定安保计划不难，组织实施却没那么容易，经费和权限，两者缺一不可。
会议一结束，李为民再次赶到独立宫，向吴廷琰兄弟通报桂青山和韩烁收到的最新情报。
吴廷瑈不怀疑情报的真实性，而是为“工投系”消息如此灵通感动吃惊。
为尽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猜疑，来之前让桑平祥给远在华盛顿的兰斯代尔发过一份电报，李为民半真半假地问：“55年3月，华青会曾提交过一份十二页的报告，报告后面附有一份人员名单，不知道瑈先生有没有印象？”
“记得，好像中情局也有一份，不过名单上许多人在肃清中暴露了。”
“还有一些人没暴露。”
李为民笑了笑，不无得意地解释道：“事实上在那之前，在我去河内海防组织难民南撤时，就在兰斯代尔上校的建议下给华青会提供过一笔经费，在河内海防安插了几个内线。有华人，有越南人，有立志报仇的天主教兄弟。
我不太懂情报工作，只留下一句话，让他们‘只潜伏，不活动，待战事，见奇效’。坦率地说，我当时对他们不抱什么希望。与其说刻意安排，不如说是他们主动要求留下的。
后来事情太多，北越组织又那么严密，从海防沦陷之后就失去了联系，直到前几天其中一个兄弟随北越人民军渗透到鹦鹉角地区，用事先约定的暗号联系上那边的华青会副理事长，才知道他们并没有全部暴露。”
那会儿南方一片混乱，西贡风雨飘摇。
教派军阀问题没解决，阮文馨天天叫嚣着要政变，政令不出总理府，能不能活到第二天都不知道，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要人没人，哪里顾得上在北越布置情报网。
当时尚未南撤的许多侬区子弟和北越天主教民兵，与越盟有血海深仇，为了同越盟继续战斗，甚至不止一次哄抢过法国人的军火库，愿意留下帮政府收集情报太正常不过。
吴廷瑈反应过来，不禁叹道：“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北越不断往南越渗透，南越对北越却一无所知。
这几年，人民劳动党的秘密组织、参谋部情报局和中情局西贡情报站，没少往北方派人。阮高祺曾担任过大队长的航空运输大队，经常往北方空投人员和武器、电台等装备，结果无一例外的有去无回。
如果能像眼前这位一样，在越盟没有接管河内海防时就安插潜伏人员，对北越的情报工作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被动。
吴廷瑈越想越后悔，越想越激动，再也顾不上相互之间存在的矛盾，满是期待地问：“为民，我们在那边有多少人，有没有打入北越劳动党，有没有打入北越人民军？”
他身边就有北越间谍，并且深得他们一家信任。
李为民可不会傻到据实相告，倍感无奈地苦笑道：“当时一共留下16人，暴露了7个，被莫名其妙清洗掉5个，只剩下3人，而且全是华人。他们隶属于受北京和河内双重领导的‘华-运’，这次被派到南方来是加强堤岸‘华-运’组织的力量，在堤岸华人区搞事。”
韩烁在北越安插了不少人，但加入“华-运”的一个都没有。
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前几天在鹦鹉嘴地区确实抓到几个试图渗透到堤岸的“华-运”分子，如果吴廷瑈无意中泄露这么“重要”的情报，通过他身边的阮玉草等北越间谍反馈到河内，北越劳动党高层对“华-运”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信任。
一旦他们之间能够相互猜忌，就能大大减轻堤岸压力，毕竟想在华人聚集的堤岸兴风作浪，他们只能通过“华-运”。
只有三个人，而且全隶属于“华-运”，吴廷瑈有些失望。
说清楚情报来源就行了，李为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浪费口舌，突然话锋一转：“琰先生，瑈先生，即将成立的‘南方民族解放战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为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为筹措应对所需的经费，我打算把东亚银行的证券交易业务剥离出来，由政府设立一个股票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对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税和手续费。”
东亚银行不同于工投公司，政府没投入一分钱，完全属于李家的产业。
把证券交易业务剥离出来，无异于放弃一笔可观的收益，一直保持沉默的吴廷琰糊涂了，不解地问：“难道现在不收手续费？”
“每笔交易都有手续费，但没印花税。其实我考虑的不只是钱，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推动大公司的股份制进程。股票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包括梦工厂在内的李家所有企业全部上市，合理合法、名正言顺地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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