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户部来说，损耗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征来的粮越多，调用的民夫也就越多，自然而然的，损耗也就越多。
浙江征来了一百三十万担官粮，入仓一百一十万担，另外的二十万担，自然就是损耗了。
徐谦脸上却是带笑，听着李士翱的计算，却是不以为然的撇撇嘴，淡淡道：“大人说的有道理，损耗，确实是古已有之的事，只不过，如果下官要告诉大人，浙江……没有损耗呢!”
没有损耗！崇文殿里，又不由传出了一阵阵惊呼。
这个时代毕竟不是后世，运输粮食，拉几车火车皮就了事的问题，山长水远地，这粮食怎么运输？而且，这里头还涉及到了油水的问题，上下官吏，上下其手，早已司空见惯，就算是太祖时期，也是屡禁不止，浙江怎么可能没有损耗？
李士翱自然是一副不信的模样，因为如果信了，那才是坑爹，别的省都有损耗，有的损耗二三十万担，有的损耗六七万担，或多或少，假如浙江没有损耗，这不是生生打脸。
而很明显的是，徐谦就是奔着打脸来的，他慢悠悠的道：“浙江之所以没有损耗，一是因为上下的官吏，俱都奉公守法，在新政号召之下，都以浙江百姓福祉为己任，因而谁也没有在官粮上打主意。这其二嘛，自是因为大人方才抨击的是浙江河道的问题，大人说浙江滥用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修建河道。可正是因为这些河道，却让浙江各府各县与南通州畅通无阻，各府各县征来的官粮，直接押运上了码头，而后用粮船运输至南通州，解上漕船北上，在这过程中，浙江除了花费一万三千七百两银子雇佣船只，其他损耗，不曾花得一分一厘，也不曾损耗一星半点的口粮。”
李士翱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了。
河道……原来如此，难怪姓徐的有这么多的自信，这个家伙，竟然一声不吭，利用河道运粮。只是可惜，不过……他依然不解的是，这浙江上下官吏，怎么可能会真如徐谦所说，奉公守法。
须知自古以来，就算有一个两个官员不肯在官粮上动手脚，可是要让整个浙江这么多官员俱都不动官粮，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太祖在的时候，对贪官污吏剥皮充草，也不曾禁止这样的状况，可是徐谦，怎么做的到？
这是李士翱很费解的问题，可是现在徐谦揭开了真相，李士翱反而糊涂了。
其实李士翱哪里知道，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在于浙江新政的发生，使得浙江贪赃枉法的手段，进行了某种意义的升级。这就涉及到了经济基础的问题。
比如说在一个农业社会，官吏要贪赃枉法，往往都是采用十分原始的方式，要嘛是在官粮上动手脚，要嘛就惦记着火耗的银子，再有就是诉讼之类，这些都是常见手段，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渠道，这种原始的贪赃枉法形式虽然操心劳力，而且很容易就被揭发，只是他们没有选择，手段虽然粗糙，只要有钱入账，也就成了。
可是当一个农业社会渐渐向手工业社会转型呢？这个时候，不但寻常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且由于经济形式的变化，使得官员贪污的形势，也就变得多样化了，比如他们和商贾们以入股的方式，让商贾们在他的治下建立作坊，也可以让自家的小舅子弄个船行，让本地的商贾运货，尽量照顾自己小舅子的生意，更可以唆使自己的家人去别处进一些木材来，通过关系转卖给治下的作坊。
这些手段，更有隐密性，而且不必如此费心，更不怕现在的御使、巡按们来盘查，显然，当各省还在使用粗糙手段在官粮和火耗银上打主意的时候，浙江的官吏们已经进化变异了，因为他们想要楼银子，已经有了比之从前更加合法，而且获利更多的方式来进行。
因此，并非是因为徐谦所说的那样，浙江的这些家伙并非了改了性子，突然变得奉公守法，而是因为，他们再也瞧不上官粮上这点蝇头小利。既然如此，还不如将尽量多的官粮押解入京，大家呢，也好多争取一些政绩。
只是这些东西，又岂是李士翱这种人所能理解的，某种意义来说，新政的官员和现在的官员已经产生了某种代沟，而这些代沟，代沟悄然形成，使得这些旧派的官员们，很难理解浙江人的行为。
徐谦看着一头雾水的李士翱，面带微笑，道：“所以，大人算错了，浙江的官粮，明明是一百三十六万担，绝非大人所言的那样，只有一百一十万担。”
李士翱眼下已经不能计较损耗的问题了，既然徐谦说了没有损耗，那么只好在没有损耗的基础上重新计算，他不由道：“既然没有损耗，那么浙江的官粮，也不过一百三十六万担，比之朝廷所额定的一百四十万担，依旧还是不足，虽然相差不大，只有数万担的差额，可是你方才分明说，还有三十万担押解入京，入仓的是一百一十四万担官粮，加上这三十万担，就是一百四十四万担，徐谦，还有八万担粮食，你又是哪里来的？”
八万担其实并不算多，可是说少也不少，没有这八万担官粮，浙江就完不成今年的额定目标，可是有了这八万担，就等于是浙江超额完成了任务，这里头的区别可就不小了，没有完成目标，户部照样有借口申饬，可要是超额完成，按理来说，浙江不但减免了粮税，进行了新政，可是上缴的官粮，比之浙江丰年时期，缴纳官粮数目最多的一年还要多，朝廷难道不该予以奖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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