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的兴起，是在一个群雄逐鹿，风雨飘摇的时代。
蒙古人的统治在六十多年的时候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最终不过百年便被彻底倾覆，在马上得天下，又以马上治天下，数十年毫无变革，哪怕是名相脱脱，也无力回天。
正所谓元“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元末的群雄逐鹿，可不像现在流贼这般小孩儿过家家，我们可以随口道来的什么郭子兴、陈友谅、张士诚等等，虽为一时之雄，但崇祯皇帝明白，这些人放在眼下这个时代，每一个都比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强上千百倍。
如果眼下占据西北的是陈友谅，崇祯皇帝自认是根本玩儿不过这位野心勃勃的枭雄的。
汉末英杰辈出，天下终归一统，元末群雄逐鹿，同样有一个王者鼎足而上，收整天下，而彼时的王者，便是一个名叫朱重八乞丐出身的和尚。
真正论低下出身的皇帝，历朝历代无人能比肩朱元璋，要知道，刘邦还是个管着三十里地界的亭长。
公元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延续至今，已经颤颤巍巍如同耄耋老者的的大明帝国。
崇祯皇帝在后世好歹念过大学，自然明白一个道理，在华夏漫长的封建社会之中，天下兴亡，在背后起作用的东西，常常不足为外人道，因为放到前台的总是阶级斗争，背后的东西呢，其实就是经济。
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税收的作用无法小觑。
在古代，税收的形式多种多样，直接叫税收的很少，身为皇帝的崇祯继承自己前世记忆，也对这时候的税收有了很大了解。
这个时候的税收，大多以赋、税、饷、徭、杂泛等名称出现，缴纳的方式也很多，有实物的，有货币的，有投工投劳的等等。
崇祯皇帝刚穿越过来的时候，免天下赋三年，并且永远取消给辽东军的三“饷”，但却并没有免“税”三年，显然是正确之举，因为税这个字包含的意义太过广泛。
明代称之为“税”的东西，往往和“有偿”的交换联系在一起，如租赁、利息、买卖等等，总而言之，这个时候的“税”含义众多，与后世口口声称的“税”，区别很大。
其实，早在朱元璋建立大明最初的时候，就意识到商户过分敛财会造成财政危机，已经设置了征收“商税”的一套基本规则和有司衙门。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商税”和眼下崇祯皇帝想要收的，又不是一个“商税”。
朱元璋所制定的商税制度的目的只是为了限制商人获取厚利，让朝廷有利可图，并非时下崇祯因为朝廷年年财政赤字毫无办法，为了从商人口袋里取钱充补国库的下策。
在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大力整顿商业与朝堂，除了大兴杀伐为后世奠定基础以外，在府设税课司，在县设税课局，在道镇设分司、分局，压制财阀集团。
根据朝廷中的某些记录，洪武年间，全国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共税课司局就足有四百五十多处，各税课司局所收的商税，年终需解送布政司，然后再由布政司送交京师太仓等库，以备国用。
可想而知，这会是何等的暴利。
在朝堂商议中，崇祯皇帝从蒋德璟口中了解到，眼下朝廷收取的商税分为过税和住税，过税是商货、船只过境税，有工关、钞关、门税；住税则是指商货落地、停留、贮藏、房店、设摊货卖税等。
洪武、永乐年间朝廷的“商税”收入主要来源于两样，其一是塌房税，塌房税原名官店钱，这个玩意儿崇祯也是穿越过来闲着没事翻典籍翻出来的。
崇祯现在很喜欢查阅老祖宗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后世怎么查都查不到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有些可以弃之不用，有些再搬出来却非常管用，总会有些惊喜。
明初，两京地带商贾云集，市场繁荣，但是南京城内居民众多，导致住房短缺，商货无房可储，朱元璋为了保证物料的供给，在南京城建造了塌房，并且强行规定外地商人需在朝廷建造的塌房居住存货。
由于朱元璋的权威，商户自然不敢多说一个字，设置塌房之后，朝廷便名正言顺的开始收取所谓“塌房税”。
顾名思义，商人入住及存房于塌房需交纳一定数量的税费，税率是按三十取一的比例征收，成为明初直至明中期“商税”的主要来源之一。
不过崇祯皇帝也在冯铨口中得知，塌房税在万历末年因为有某些大户抗议，加之时内阁臣子声援，如今仅在南京、北京两地征收，再加上这两地商户多为财阀，又在朝中眼线众多，所以成效甚微。
从前朝廷“商税”的主要来源除了塌房税以外，还有“市肆门摊税”，开征于仁宗洪熙元年，明仁宗认为钞法之所以通行不畅，是因为对商贩储藏货物不征税，加之门市店肆阻挠所致。
于是，明仁宗下旨对两京以贩卖为主的官私店一体征税。
洪熙年间，朝廷规定税款均须以钞缴纳，宣宗宣德四年，明宣宗继续加大力度收取“商税”，将该税推广全国各主要城镇。
除此之外，明宣宗降旨将税率增加五倍，规定凡以贩卖为主的蔬菜园，无论是种植、转输、囤留，还是贩卖，一律征收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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