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之言：“前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如果说华夏历史上最具人文启蒙色彩，思想碰撞最激烈的时代，那毫无疑问就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时局的动荡，思想的碰撞，让原本被禁锢在井田礼乐中的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治理国家，约束战乱，构建新的秩序。
然而秦终法家而治，把国家完全变成了一台战争机器，最后崩溃，取而代之的汉朝，自孝武帝起，开始以忠孝等道德约束广大民众，使忠君爱国仁孝礼仪成为了衡量个人能否立足于社会的标准。
这一枷锁愈演愈烈，最终至满清达到了顶峰，天下大事事无巨细皆有一人思考，余者万万人都成为了纸面上概念。
时人戴震言：“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这是一个让秦胡亥十分头疼的问题，思想太活跃那么君主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不活跃又会使民族变得死气沉沉如行尸走肉，最后被他文明吞噬的一干二净。
这场朝辩在皇帝陛下的沉默不语中草草结束，此事虽事关国本，但现在谈论还为时过早，比较东方还乱着呢，若不能一举平叛，争什么都不过水中花镜中月。
而且秦胡亥本身对变革的准备也不充足，秦法当改但改成什么样子，改到哪一种程度，皇帝心中还没有腹案。
秦朝已经脱离了贵族社会，这也使得秦国君主失去了天然的屏障而需直接面临广大臣民，压力剧增。
贵族社会时，君王分封土地予臣下世卿世禄，反之臣下也因此法理的存在拱卫君王的统治，这样的社会里虽然缺少活力，平民百姓也没有上升空间，但同样也因出生决定一切而变得相对稳定，内耗不断，却也极难被外族征服，君主统治时间也长，几百年那是常态。
而帝国官僚制就不同，一切都凭借努力而不是世袭，这就造成了臣民对国家的归属心大大下降，宋、明皆是如此，国家灭亡后，读书人翘首以待的不是王师北望而是新潮下一次科举的放榜。
这两种制度真的难分优劣，唐宋以后，中国既无贵族亦无世家，社会发展迅速，文学也达到了高峰，然而却因逐步固化渐渐落伍于世界大潮。
反观西欧，虽封建贵族采邑，至使黑暗千年了中世纪，然而，在大航海以及近现代的发展中，因贵族的坚守与开拓精神，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再难被征服。
制度是国家发展的基本，秦胡亥以为，如今的大秦单纯的以官吏治国，哪怕这次压迫东方成功，也很难迈过三百年的禁锢，是否可贵族与官僚并行呢？就像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那样。
历来变法都是伴随着血雨腥风，不将旧有的既得利益者们彻底消灭或转化变法根本就不能深入贯彻，何况一旦动了他人的利益定会遭到疯狂的反噬。
秦国之所以能够变法成功，后世之人往往赞誉商君大才，其实更为关键的是秦孝公二十年之久的毫不动摇以及其继承者惠文王坚持护法推行，否则商鞅就是王安石和吴起的下场。
另，历朝历代之变革，成功者皆是先培育了十分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反之，草而率之只会被旧制吞得一干二净。
法家严苛律法主政秦国已有一百余年，七位君主，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此刻的秦胡亥也只能做到涓涓细流般一点一点尝试，如卫地野王行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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