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听到了汪精卫的嘲讽，他也知道这个和平俱乐部首脑是借机攻击蒋介石的顽固抵抗、屡战屡败、劳民伤财，又想重提和平谈判的论调。这时候共产党可不能跟着他跑，镇定地说：“汪主席，你理解错了，我并不是反对坚决抗战、也不反对极端的作法用于抗战。
日军如此凶顽，连续连续占了广州、武汉，截断了粤汉铁路、平汉铁路，目的就是要逼迫我国政府接受他对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的占领，成为他的新殖民地，被他掠夺、被他驱使、被他奴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不能答应的。即使我们弱小、会付出极大的牺牲也要顽强地抗争下去，和平谈判无异于屈膝投降，得不到国家的独立地位、民族的生存权利。
长沙执行焦土政策没有错，错在执行政策的人惊慌失措、玩忽职守，错在国府上下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部署、具体的规划，人员物资转移、设备工厂搬迁等工作基本上没有人牵头组织合理安排，抱着侥幸心理懒散等待，事到临头又不顾民众安危仓皇处置以致酿成悲剧。
整个过程我是亲身经历，可以说后方管理完全处在无序混乱的状态。汪主席，你们都是党国要员，担负着国家管理的重任，与其抱怨抗日带来生灵涂炭、幻想着日本放下屠刀，不如用心想想怎么组织好后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计划地搬迁交战区我国不多的工业设施。
此次长沙被烧毁工厂有40多家，损失最大的是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27万余元，原料损失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60多万元，数百工人丧生；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损失粮食十万吨以上；绸布业损失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全部毁灭，宝贵的资源付之一炬，触目惊心呀！
我们在敌后也提倡坚壁清野，在强大的敌人到来之前，转移民众、粮食以及家畜家禽，目的是减少民众的损失、断绝日军获得战场补给，这和焦土政策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不能烧县城、烧村庄，我军长期转战敌后，离开百姓就断了自己的后路，我们不像国军有退路。
正是因为有退路，国军才不断地撤退，才敢于执行焦土政策，似乎留给敌人一片瓦砾敌人就会恐惧退却，似乎没有想过我们需要民众、设备、物资发展后方经济，我们会很快回来收复失地的，转移的民众还是要回来生产生活的，烧毁的文物古迹是弥足珍贵无法复制的。
我觉得国军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个错误观念，日军经过战略进攻的消耗已经没有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实力，这种时候国军应该更加主动、积极地组织防御，给后方恢复生产、安定民心、建设工业创造条件。长沙悲剧说起来是因为各级指挥员一系列的疏忽造成的，却是军委会放弃积极防御的战略、接连丢失咸宁、通城、岳阳等城市埋下的隐患，因此我建议国军加强新墙河前线的防御兵力，轻易不言撤退，打退鬼子的进攻，让后方民众安心。”
周恩来一番评论让蒋先生、张治中、陈布雷等人陷入深思，政府貌似面面俱到都有部署可就是没有形成完整的规划，党国干部貌似很多偏偏遇到事就缺乏责任心、手忙脚乱一再误事，花园口水淹敌军造成上千万民众沦为难民，长沙城一把火烧死三万，50万人无家可归，初衷都没有错，可实际效果竟是严重的自残、留下悲惨的后遗症，的确问题严重。
白崇禧还在为焦土政策鸣不平，见被人戳了脊梁骨的汪精卫都不反驳，再次发难：“周先生，此次情报有误是为意外，若果如电报所说敌已至城下，不该点火焚城吗？”
周恩来见他接二连三地纠缠焦土政策，马上想到原因，坦然地说：“健生误会了，周某也是有感而发，焦土政策本身不失为展示决心、疲弱敌人的辅助手段，却不是作战的全部目的，焦土之后的反击、消灭敌人才是焦土的最终目的，我们有这样的计划吗？
目前形势下，国府上下人心惶惶、战略不明，是战是和是守是攻争论不休，各级官员不明就里、不安其位、不操其心、不负其责，前期准备没有做好贸然执行焦土政策代价太大。
有此一粗放政策存在，各部首先考虑的是焚城撤退，而不是坚强防御，敌人尚在百公里之外，这边已经泼油堆柴，张皇失措可见一斑，虽说是情报有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可焚城之心已决即使4日不着、5日6日也会着，因此焦土助长了退却、放弃、不负责任。”
被撤职的潘公展一向仇视共产党，张治中治湘时亲近共产党，率领政府官员前往张掖、绥远考察他就拒绝参加，对湖南大量启用共产党管理地方事务非常反感，联合官员向蒋先生多次举报，最终将张治中赶走，他也借机解除共产党人的重要职务，全部发配到乡下。
鬼子打到岳阳，他意识到长沙危急，一面部署焚城一面带着一些人先撤到离长沙四五百公里湘桂边界上的东安为省政府的撤离打前站，顺便把大员们的家小细软搬迁过来，没想到大火突起酿成惨祸，他也被紧急叫回，刚回来一天就被蒋先生撤职，憋了一肚子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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