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都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上了年纪的顾锡畴那麻烦事也多。虽然崇祯刚帮他解决了个大难题，确定了对朝廷官员的新考核办法，但这倔老头也不知道见好就收。“朝廷现在一年拨付的银子已达上万万两，短期之内百官尚可保证清廉，把每一笔银子都花到刀刃上去，但以臣担心这天长日久之下……”
顾锡畴说的这事也不仅是他这个部门的问题，却最适合他这个负责全国文职官吏的任免、考核的吏部尚书提出来。
贪墨，就是所谓的贪污，伴随着权利产生而存在的怪物，也是让历朝历代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尚书.吕刑》列举的五过之疵就足以说明，这种现象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算得上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根深蒂固的顽疾了。不仅仅是现在的大明，即便是放眼数百年后的整个世界，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敢说自己真正杜绝了这种现象。
虽然历朝历代都针对这个问题出台了很多的律典，一直将其视为严厉打击的对象。特别是开国之初，知道官员贪贿对于江山社稷意味着什么的皇帝们都立下了重法来约束贪污，但即便是他们喊出了乱世用重典，肃贪要酷刑的口号，可成效么……看看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光辉业绩就知道。
布衣出生的朱元璋下手那个狠啊，为了收拾掉那些威胁到大明江山的贪官污吏，他不但亲自编写了《大诰》，还祭出了剥皮实草的杀手锏。可他早上刚杀掉一批，到了晚上那些贪官们又跟韭菜似的冒了出来。难怪士人们一直都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人家闻的就是贪墨之道。最后是在位三十年，诛杀六万贪官的老朱到死也没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还让他背上了残忍暴戾的黑锅，如果不是大明还没灭亡他就该遗臭万年为千夫所指了。
朱元璋没闹明白的事，到是让崇祯朝的奸佞们仿佛抓到了点头绪。有人就提出来大明的官员之所以这么贪不怕死，是因为华夏民族沿用千年的选官制度出了问题。闯过了千军万马、杀过了独木桥、熬过了十年寒窗，勉强混出点名堂的幸运儿为了能光宗耀祖难免会掉进人情世故的俗套之中，父辈们当牛作马积攒下来的银子花出去了当然要想法给捞回来。
崇祯乍一想好象是这么回事，既然是选拔制度出了问题，那就改呗！反正他是强权昏君，想做什么那用得着别人同意？可让他失望的是，崇祯四年在山西试行的票选村正中，还是出了那么两个被高斗枢差出来贪墨的祸害。虽然范贼遗书上没提到后世那些有大财阀支持的所谓民选官员其实也是这德行，但大明朝廷的奸佞们也明白这个法子好是好，却依然不能彻底杜绝贪腐的出现。
既然不是制度出了问题，那就应该是大明给官员们的俸禄太低，为了维持自己一家人的生计，所以官员们不得不贪？这次崇祯可不再那么好忽悠了，虽然不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的鞑子曾经搞出个养廉银制度结果养出一位捞了八亿两的巨贪，但自崇祯三年就开始发放的廉洁奉公奖也仅仅是作为表彰手段而已。崇祯这昏君也不懂得高薪养廉的道理，他只知道该贪的依然会继续贪下去，只不过原本一两银子就能喂饱的饿狼现在得花上十两甚至更多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了。
也有新进官员在历史书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唐贞观年间也没采用什么残刑酷罚，但贪墨的现象却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应该就是上行下效，由皇帝先做出了示范，然后官员们再一心为公的结果吧。但这个观点很快被主持刑部的乔允升给批得体无完皮，他也承认唐太宗是做到了朝政清明，可瞧瞧他那些子孙不照样深受百官贪墨之苦？
而根据大明王朝最著名的神棍刘伯温《烧饼歌》里唱的五百年间出圣君，那就是说崇祯这昏君的名头是背定了，老百姓最少还得再熬上两百年才能迎来圣君，从而想出个彻底解决的法子来。那大明还改革什么？就这样坐着等就是了。
既然短期内出不了圣君，崇祯朝的奸佞们也不愿放弃名留青史的机会，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另一种方式，不跟那些贪官污吏讲人品。反正有崇祯这昏君顶着挨骂，那就干脆整部比《大诰》还严格的律典出来，采用强硬手段把不可能完全杜绝的贪墨给圈定在一个可以被天下人所接受的范围之内。
而顾锡畴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站出来，那就是他也不能保证自己在闪亮诱人的雪花银面前会不会动摇，原本报效朝廷为国为民的理想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消磨殆尽。与其等着到时候东窗事发被扔进恐怖的昭狱接受无穷的折磨，还不如把这个难题给提前摆到桌面上，让崇祯那昏君给大家都戴好紧箍咒。
“乔爱卿，你刑部可有什么具体的章程没有？”崇祯对于天启年间黄河量词决口于徐州睢阳一带的事可是记忆犹新，他大哥拨了三百万两白银赈灾，可到了百姓手里的仅有五斗带着泥沙的陈年老米，那蠲免两年各项钱粮变成了更重的赋税。如果不是朱由骢那小胖子拐跑了大量的难民，恐怕大明帝国当时就会饥警四起，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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