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大家的注意力都到了生产上，因为再大的运动，也无法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就连绅粮遗留下来的那些孤儿寡母，也逐渐习惯了自食其力。虽然他们的劳作比其他人更辛苦，效率更低，但养活他们自己应当不会有问题，不过，他们有的习惯仍然难以改变，他们会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务或者内务上，这成为唯一受到贫农们指责的地方。老人们很愿意帮他们，看到他们在地里不会的事，总是很主动地向他们传授经验，就像教自己的家人一样，很希望他们能像大家一样打出更多的粮食或种出更多更好的蔬菜。我亲眼见过他们挑粪的样子，那架势，不是在挑粪，而是在耍杂技，很快就有一名老人上前教他们，如何挂肩，如何扶手，如何跨步，如何换肩，规范的动作不但能更好地保持平衡，不致让粪水四处泼溅，而且会更省力。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懦弱顺从，但在细枝末节上对于他人的同情，却是不遗余力，在强者欺凌面前，他们同样麻木不仁，但在弱者面前，他们却又相当的仁慈，充满同情心。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从来不会产生自己的意见。
有圣人曾经断言，为富不仁，但没想到的是，这事情一样会发生在穷人家里，而且，这件事居然把我也卷了进去，而且对于我下半辈子的人生，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许不会有人相信，这件事以后，我居然娶了我的曾祖母为堂客，他就是龚淑珍，一个远离家乡到山城来的女人。
龚淑珍是随着裕华纱厂一起来到山城的，初来山城，他才十七八岁，进厂不到一年的时间，跟其他纱妹一样，都来自江汉武昌。在躲避漳机轰炸时，他结识了曹伯生的三爸儿曹仁民，曹仁民虽然是个农民，但也上过几年学堂，能读书识字，而且穿着要比普通农民讲究，很想一个隐于农村的读书人，所以对情窦初开的少女很有吸引力。曹仁民也已是结过堂客的人，育有一儿一女，这里面的一儿与我有着某大的关系，先按下不表，后面再作详细说明。曹仁民的堂客在生第二胎时，坐月子时死掉了，所以，他与龚淑珍结婚时，两个孩子不叫妈而叫龚淑珍幺婶。曹泽民与龚淑珍育有两子，也不叫自己的妈叫妈而叫幺婶，据说，这样有利于孩子能长成。自从与龚淑珍结婚之后，曹仁民不再租田来种，就是自己那一两亩薄田，也租给了别人，自己到厂里当了个机修工。但是，解放后，农村进行土改，曹仁民年迈的母亲寻死觅活，偏要他回到农村来分田地，因为如果都当工人，开门就要钱，那日子没法过。曹仁民回到农村后，已经很难适应农村生活，心情非常郁闷，干活时经常受伤，让人很担心。几年后，他居然一病不起，在他老母死后的第二年，也随之而去。
曹仁民一死，问题就来了，因为此地农村只要子女成家就得分家，财产按人头均分，所以纵是有钱人，如果家产不能在每代人的努力下增加，那么，就会一代比一代穷，所以有富不过三代之说。但是，不管怎么分，总有一个规矩，如果是曹家分出来的家产，不管转多少代，只要没有以出售的方式转让给他人，那么，就永远会被打上曹家的财产这样的标签，外人不可以染指。女儿出嫁，如果要陪嫁什么财产，只要女儿一成礼，那财产就不再随女儿的姓，这是例外。如果男人死了，女人不管改不改嫁，财产都得交回曹家，除非她已经有子女成人，可以继承家业，这个风俗一直都存在，但只要女的不再嫁，就基本没有实施过。曹仁民一死，女儿虽然接近成人，但那也是外人，最大的儿子也不过十岁多一点，还达不到继承家业的年龄，本来，按照大家的习惯，只要龚淑珍不改嫁，问题就不存在，但偏就有人要较真，因为曹仁民在世时，本就有一些房产，再分到地方的一间房，财产还是有些可观。
曹仁民有一个弟弟，叫曹仁德，曹仁德倒是老实巴交，地里的技术没人能比，但他的堂客却是个没有眼光也没有头脑却又厉害的角色。据说，在评成份时，她看一家人被评为了富农，觉得自己家跟那家差不多，就偏要人家给他评为富农，办事人员觉得她家不符合条件，她就缠着人家非把成份改过来不可，最后，人家没有办法，只好给她改掉了，在斗争地主，此时，与全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接轨，凡是正规场合，绅粮都被称作地主，时，她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幸好当时人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地主的身上，但到几年后，她的这一愚蠢之举使得曹仁德及其后人吃尽了苦头，一直抬不起头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安葬了曹仁民后，曹仁德的堂客，很多人都习惯叫她二伯娘，便开始数落龚淑珍的不是，意思是她命太硬，克夫。虽然我知道二伯娘的话根本就没有道理，但是，在那个时候，年轻女子要死了丈夫，那肯定是克夫的命，这可是让女人永远也抬不起头的罪过。龚淑珍想搬到厂里的宿舍去住，但四个儿女无论如何也安置不下，而且，那正好中了二伯娘的下怀，以后四个孩子成了人，就会一无所有，所以她一直隐忍着，上班快快出门，下班就把一家人关在屋子里，田地就由曹家其它人，当然也包括我一起帮她打理，两个大点的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学做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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