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七十二章 新书（戒念可没有开新书哦）
“政治是一项非常崇高的事业，是由一批具有崇高品格的人去从事，并且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政治的品性和品质决定了政治家的心灵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纯正的情感、仁厚的德性和矢志不渝的信念；政治家必须有纵横捭阖、处乱不惊、运筹帷幄和决胜千里的能力……”
“小王驸马又出新书了！”这个消息如同长着翅膀的鸟儿一样传遍了整个汴都开封，长期和商务印书馆有着良好合作的大书商毫不犹豫的下了数量巨大的订单，不过此时那些订单还正在商务印书馆的厂房中加班赶印，现在放在少数人手中的不过是新书的“试行本”罢了。
王静辉出书到现在数量虽然算不上很多，但本本是精品颇有口碑，不过长期居于斗室陪老婆和孩子，人们很少见到这个浑身上下充满神秘色彩的驸马，但昔日头名状元的名头和热心从事公益事业的他，在民间的声望绝对不会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差，直追二十年前的包拯了。
“《政治的尊严》？！”王安石对王静辉是非常关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年轻人给他既是合作者又是对手的感觉，他曾经将王静辉出道以来所有的奏章全部仔细阅读过，可以说对王静辉的政治意图了解最为清晰的人便是此公了。
有宋一代，基本上没有汉唐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之害，更无外戚之患。但历朝皆有权臣，从北宋初年的赵普，到南宋末年的贾似道。臣僚之间党同伐异，争斗不休。为此，欧阳修还曾著有《朋党论》，为朋党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党当政，尚能争论为国，后期多小人之党，且以朋党罪人不浅。即使是君子之党之间的争论极大地内耗了宋代统治阶级本已不足的统治力量。与此同时，也使当权者急功近利，很难逾越党派之见，而不能通盘考虑，不拘一格的起用贤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国事越来越遭。在小人当政时，就更不用说了。法制的根本目标，在于“惩恶扬善”。但在宋代这种纵容、放纵的社会环境下，善未扬而恶益张。最后，只能是让有志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国而告终。
在王静辉看来在这个时代前有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后有苏轼兄弟等人，这些人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可惜的是被儒家思想所束缚，他们可以成为经学大师、大文豪、大词人，但他们本身的缺陷难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宋朝的政治环境非常宽松，至少比其他朝代要好的多，欧阳修的《朋党论》是任何一个朝代的人都写不出来的，因为统治者非常忌讳“朋党”一词，而在宋朝历史上最为突出的便是司马光的“旧党”与王安石的“新党”了。
王静辉所知道的后世党派和现在他所看见的“新旧党”对峙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即便是现代化的政党概念也是在十九世纪才成熟起来的，在他看来想要把后世的政党概念移植到宋朝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不可以对政治家进行“改造”，不断的用新的观点结合历史上著名的事例来冲击当今政治家和以后可能会成为政治家的人的思想，至于能够有多少人接受，这可就不是王静辉所能够把握的了，他一贯的作风便是抛出观点让别人去争，只要有人肯去争论，那就说明自己的功夫没有白费。
这本《政治的尊严》主要是以《战国策》为蓝本写出来的，在他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典故发生的极多。在书中王静辉公开说谋略的本身无所谓善恶——是使用谋略的动机和目的显示出谋略在道义上的卑贱崇高来；合纵连横，分化敌方、争取同盟的关键手段在于威逼和利诱；最骇人听闻的是王静辉在这本书中公开评价荆轲刺亲王是政治上的败笔——荆轲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形象，但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这与最初的战略目的背道而驰。
《战国策》作为纵横家的宝典，在后世的观点来看是彪炳千古、影响深远的谋略宝典、论辩宝典和文学宝典，它记录了波澜壮阔、活跃自由的战国时代，某臣策士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谋略全书的词锋凌厉的雄辩口才，是当时英雄俊才们制定各项事业战略策略、用言游说各国政要辩驳对手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可惜的是这本书虽然是西汉的刘向编著而成，但那个时候儒家已经完成中国学术界的奠基任务，到今天这本作为纵横派的经典学术著作已经不负当年的风采。
王静辉心中特别向往的两个朝代便是春秋战国和宋朝，相比春秋战国的烽火连天，宋朝的和平生活更是令他倾慕，不过在思想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宋朝是远远不及春秋战国的，相比之下他更对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更加佩服。现在掀起古文运动的八大家中的有六个还活着，这个时期儒家虽然完成了统治学术界的任务，但却不是采取了欧洲教廷的黑暗统治，《战国策》和其他先秦诸子的学术著作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至少皇帝赵顼在当太子的时候还读《韩非子》，而王安石更是师从商鞅，倒是像一个法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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