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夏战争自然会有人去做，这用不着王静辉去操心，局势走到现在这一步，是他该退居幕后的时候了，只要在战争后勤上做好准备，帮助朝廷的军队在西北有足够发动战争的储备，那其他的事情就和他无关了。
现在王静辉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更好的引导整个大宋，改善它不合理的结构，提高其教育水平，若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单单对大宋统治高层进行影响还是不够的，换句比较有名的一个口号是：“让这个社会更多的人觉醒！”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报纸是这个时代最方便，威力最大的舆论武器。
《大宋商报》，这是完全出于为大宋商人而服务的报纸，上面除去有对朝廷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解析之外，还有内容非常丰富的商业信息。其实在宋朝的时候早就有广告了，而王静辉几年前创办《大宋明镜报》的时候，第一次将商家的广告搬上了报纸——之前大宋商家所谓的广告都是区域性质的，在街头巷尾所粘贴，倒是有些类似后世铺天盖地的小广告一般，高明一些的商家会邀请一些戏班或是杂耍团来表演，以吸引百姓购物，但却没有像后世那样“XX公司友情赞助”的字样。
《大宋商报》的出现使一些像楚州和杭州这样有实力的商家向外扩充的专业广告宣传，购买的人主要是商家，但是这样并不足以扩大《大宋商报》的影响力，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抑商的传统，更有歧视商人或是侵占商人财产的事情发生，商人本身的社会地位也很低，更让王静辉感到有些头痛的是，大宋虽然并不采取抑商的政策，但是大宋却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最为繁盛的时期，儒家思想的盛行就肯定会阻碍商业的发展，至少如果让这个社会的上流来认同你，你肯定不是一个商人——当然小王驸马是最个别的例外。
《大宋商报》和其他两份全国性的报纸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这份报纸和王静辉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份报纸并不像其他两份报纸那样得到了王静辉在资金上的全力支持，这份报纸的营运都是由楚州和杭州两家商会所支持，资金来源除去报纸上的广告之外，所不够的地方也都是由商会会员来平摊，也就是它的发行量和价格的多少，完全是由商人们自己来衡量。若是放在从前，商人么肯定不会干亏本儿的买卖，但是广告的效力已经从《大宋明镜报》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况且王静辉也送给两地商会一句话：“商人的社会形象和地位完全是靠自己来改变的！”
王静辉在楚州和杭州有着非常高的声望，商人们更是对他非常信服，最主要的是小王驸马在他们眼中和财神没有什么区别，伴随小王驸马的永远是财富，而且和小王驸马合作绝对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除了不会侵吞他们的财产之外，只要能够和小王驸马挂上关系的生意，就是官府也要给三分薄面，这就相当于给他们的财产买了一份保险，让商人们安心的很。其实和王静辉接触的时间越深，商人们可以感受到王静辉心中的一些想法——改变商人的地位，通过各种善事来提高商人在人们眼中的评价——这也是王静辉所能够想到唯一提高商人地位的办法，因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保护商人的社会习惯，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管子才这么做过，对他而言最有利的一点便是孔圣人将管子排在周公之后，这在儒家的地位当中是非常高的了。
商人的社会地位就决定了《大宋商报》的命运，不过王静辉可不是这么容易认命的人——《大宋明镜报》当初就是靠一些《封神演义》、《西游记》这样的“通俗文学”白话文学来打开了销路，扩大了其影响力，王静辉为了不让《大宋商报》成为鸡肋，便开始在《大宋商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经济理论方面的，《经济学》是后世大学中每个学生必修的课程，王静辉虽然对后世的经济学并不精通，但来到这个时空后经商起家，使用商业手段来影响大宋高层，上呈给大宋统治高层的许多策论中都有经济学的影子，他对这个时代的商业运行状况是十分清楚的。
王静辉在《大宋商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论国家调控手段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这完全是针对王安石变法所发表的一篇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章，尽管在后世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么粗糙的文章有些惨不忍睹，但在这个时代其轰动效应却是毫不亚于一场学术界的地震，当这个时代的大儒、士子们在《大宋商报》上面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内心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这些人当中也包括了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等朝廷重量级人物。
由于这篇文章所阐述的内容正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依据，所以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一时间《大宋商报》成为众矢之的，各种评论纷至沓来，王静辉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大宋商报》的经营权虽然不在王静辉的手中，但是编辑和办报思想都是来源于他，所以《大宋商报》对于这些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评论，精选出来刊登，当然这场论辩的主力依然是王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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