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听后也沉默了半天，王静辉说得他都明白，毕竟能够站在金榜题名的金字塔顶端的读书人很少，一旦科举之路坎坷，家境好的还好说，那些原本家境就很贫困的读书人会因此更加困苦。王静辉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甚至在苏轼的心中还十分赞赏。
苏轼说道：“改之胸怀悲天悯人，真是菩萨心肠，我当尽力帮助你把这些孩子培养成才！”
王静辉笑着说道：“悲天悯人不敢当，我这个人比较懒散，遇到自己看不去的事情总是伸手管管，不过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能够照顾好这些孩子，也算是小小的功德吧？这些孩子能够在学业上得到你子瞻兄稍加点拨，当可让他们终身受益无穷，在下先在这里代这些孩子谢过子瞻兄了！”说完便朝苏轼深深的鞠了一躬，这样的举动是发自他内心的，可不是他做作。
苏轼连忙把王静辉扶起，说道：“改之你热心帮我医治家父病患，我还没有感谢你呢，这点儿小忙对于我只是举手之劳，哪能当的起你的感谢？这样的话以后休说了！”王静辉听后不禁和苏轼相视一笑，两人分工给这些孩子解答学业中碰到的问题，一会儿孩子们就满意的各自散去了。
王静辉从小就对苏轼非常崇敬，现在居然和苏轼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对于他来说更是像做梦一般。他非常清楚苏轼的生平遭遇，对于这么一个在号称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中还能独领风骚的大文豪医生却是仕途坎坷，他也感到十分惋惜。历史上的濮议进程已被改变，苏轼今后的命运对于他来说更是不可琢磨，不过他对眼前这位苏偶像可是知之甚深。苏轼的那份关心百姓疾苦的心思固然让人崇敬，但政治上却缺乏进退审势的眼光，以他那“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的性格，迟早都是被调到哪个地方去钓鱼的命运。王静辉可不像仁宗那样认为苏轼有宰辅之才，他最多是个御史台老大的命，与韩琦那样政治上老油条相比，他可差的太多了。
苏轼可不知道眼前和他正在交谈甚欢的王静辉心中对他的前途还有这么多想法，只是觉得与王静辉的交谈中，这个比他小了七八岁的年轻人可不简单，诗词造诣自是不必说，现在王静辉都快被人认为是大宋诗词第一人了，那经史典籍中的章节句子也是被他捻之即来，端的是博学多问。这使得他一改往日别人对王静辉的评价：王改之诗词固然是精妙无人可比，但其文章练达可是差的远矣！汴都的读书人都知道王静辉善于诗词，但文章策论却是不见一篇，今天苏轼在王静辉的书房看到那篇《兵者说》的策论后，就感到外界传闻失实，王静辉的文章只不过是没有流传出去罢了，现在和王静辉交谈过程中，他发现王静辉博学多闻远胜于他，这样的人怎会写不出好文章？
两个人聊着聊着，话题便从文章学问转变到对大宋现实状况的议论，这也是当今知识分子的通病，苏轼也不能免俗，更何况他的成名作便是《进策》、《进论》这样的文章，这使得苏轼现在的口气比较和王安石的政治立场比较相近。苏轼这种政治立场对与王静辉来说并不陌生，毕竟苏轼的“寒暑论”是在他为父丁忧后返回汴都的路上看到王安石新政对底层百姓的生活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后才开始形成的，这个时候他确实有点像王安石的“急进”论调。
对于大宋现在的状况，两人都持相同的观点，这个不用王静辉多费口舌，苏轼也能看到这一点，不过苏轼是急进，而王静辉此时想对苏轼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不急于一次性就把苏轼说服。
这和王静辉当初给赵顼说明大宋弊政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此时苏轼的急进虽然也要比王安石的“大变”要柔和的多，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王静辉在阐述历史上原本属于苏轼的寒暑论的时候，更加强调了国家在处于变革时代的时候更是应该注意到底下普通老百姓的民生状况的改善。
“子瞻兄，一种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甚至是百年的制度在革新的时候不是上位者在奏章上写出一个更好的制度所能轻易改变的。这么说你可能不以为然，我给你举个不太准确的例子：现在大宋在北方和西北方分别与辽国和西夏对峙，大批的军队驻扎在两国交界的地方严阵以待，这些军队每天都会消耗很多的物资，物资又是由后方运送过去的，这当中的过程损耗极为严重，如果朝廷有一天会改革这种运送物资的制度，子瞻兄会以为如何？”
苏轼回答道：“若是朝廷行使的是良法，当然要坚决执行了！”
王静辉摇摇头说道：“子瞻兄，你可以想想靠着这条运输线吃饭的人到底有多少，其实路上的损耗真的有这么多吗？当然不会，物资在运送过程中，一路上官员的手该抬多高，这都是有定例的！这些官员的背后又有朝堂上的大臣在后面倚为靠山，各种利益结合掺杂其中。即便是良法也要谨慎而行，否则你会遭遇想象不到的困难，我大宋现在就犹如这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样，猛药对症的话固然会使国力在短时间内有所提高，但必不长久就会陷入困境，以后的情况就又是很难说了；如果不变革，那就是慢慢等死；唯一善法便是温和的改变，如和风细雨般的慢慢改变大宋现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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