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东北的基础较为薄弱，东北复兴会会员便接到了隐而不发、暗中发展、等待时机的命令。袁世凯将东北的军队作为筹码，复兴会又何尝不想利用东北一举奠定胜局。
而东北三省虽然是满族的发祥地，但真正为满清死抗到底的旗人却并多。即便放眼全国内地各省，由满族军官统帅的驻防旗兵，除了西安、南京等少数几处发生战斗外，大都与革命军达成协议，放下武器。这虽然也有革命军不乱杀戮的纪律和宣传，也跟满清的腐朽末落不无关系。
对于上层王公贵族来说，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满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京城破后全家战死或自尽，逃出北京城的，也大多被八国联军列入祸首名单，由慈禧太后下令杀害或流放、充军。
虽然这些王公贵族大多是出于愚昧排外或宫廷政治斗争而支持义和团，但慈禧太后照着洋人开出的名单一一惩处的做法，无疑极大损害了清朝统治的威信。个别被通缉的王公怀恨在心，隐居起来，革命时也参加了推翻清朝的运动。例如，端王载漪躲在宁夏定远营，就准备联合哥老会攻城。由此就可以看出，经历庚子国变之后的满族上层王公贵族，真正死忠于清朝的人已经很少了。
对于普通满族民众来说，特别是满族聚居的东北和北京，在短短十年内遭受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占东北全境和日俄战争的四次浩劫。前三次清政府都以混乱的组织抵抗开始，以屈膝投降告终，甚至惩办参加抗击侵略的满族官兵。而最后一次连抵抗的姿态也不去做了，这不得不让满族民众思考，一个完全不能保护家乡的政权，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此外，清朝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对于满族人民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起对汉族人民更加严重。清朝的灭亡，对满族中下层民众来说，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看，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政治和法律上，清末新政已经废除了旗人的特权。在经济上看，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钱粮，相当于后世的低保，这在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生活日益窘迫。
复兴会先期发表了“驱除鞑虏”的纲领，但随后便在刊物上作了解释，要反对的是清朝的腐败的贵族统治者，而非满族整个民族。而且，对于吸收同情支持革命的满、蒙会员，也是相当积极，并没有歧视和关上大门。这些措施逐渐引起满、蒙族中接触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对清廷日趋绝望，终于走上革命道路。
水滴石穿，复兴会慢慢积累的成果早晚会具有爆发的能量。
满族青年张榕在日俄开战后，到兴京厅（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和吉林海龙一带组织自卫军，保卫家乡，武装抗击日俄，并以“东北三省保卫公所”名义发表宣言：“国土存亡，端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后被清廷逮捕入狱。
一九零八年，张榕出狱，逃亡日本，参加了复兴会，从事革命活动。复兴会举事之前，派其潜赴东北。张榕与革命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成立名义上的立宪派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各界参加的人很多。
但他们的秘密宗旨却是：“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推举张榕为会长，柳大年等为副会长，密谋武装起义。他们派人到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地，秘密运动军警，组织民军，参加民军的有一万多人，具备了一定的军事力量。
而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总监督张绍增，驻防奉天的第三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皆是吴禄贞好友，有士官三杰之称。在吴禄贞秘密加入复兴会后，为其书信所劝动，亦秘密加入，一直等待时机发动起义。
而蓝天蔚和张绍增则借与日本人交涉间岛问题，向徐世昌上报，言说边防兵力不足，不仅在当地组织了大批民军，还招揽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军事实力也相当可观。
说起间岛交涉和这支民间武装的历史，还要上推到几年前的时候。
清初，蜿蜒起伏的长白山地区，被清朝的皇亲国戚们视为“龙兴之地”，广阔的图们江北岸由于禁山围场，一度曾经渺无人烟。一八九六年起，图们江南岸的朝鲜钟城一带经历了罕见的年馑，大批灾民纷纷渡江越界谋生。清政府虽加以阻挠，但终因“天高皇帝远”，只好任由韩民在延边居住。
到了光绪初年，清廷迫于这一既成事实，废除禁山围场的旧制，一实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在延吉设厅节制，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冈、珲春等处设立垦局，招募中朝两国人民开荒垦种，一每年收缴一定的租银。
然而，越垦谋生的韩民并不十分“安分”。一八八一年，韩民于图们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条水沟，使江水分出，这样就出现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夹江”滩地。一九零三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致函清朝垦局，指夹江滩地为“间岛”，从此才有了“间岛”的称谓。
一九零五年，日俄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拥有特权。同年十一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朝鲜实际上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图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岛扩展到了图们江南的东亚大陆，与我国隔江相望。进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我国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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