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忠虽然因为张迈长子的出世而愈显亲近，但作为一员降将是没法跟郭师庸直接抗衡的，慕容归盈更是不愿直接站在郭师庸的对立面。
禅堂内静了一下后，鲁嘉陵打破沉寂：“我们虽与洛阳结盟，元帅又与李国主约为兄弟，但这毕竟只是表面功夫，我们与洛阳之间，既有合作，也有争竞。是否答应石敬瑭还当商议，不过就算不答应石敬瑭，向洛阳告密这种事情也是万万不能做的，否则的话，中原的藩镇、臣民见有石敬瑭殷鉴在前，怕被我们出卖，今后还有谁还肯与我们来往？就是李从珂自己，也不见得会因为这件事情就感激我们和我们加深情义，相反，只怕他还要笑话我们是傻瓜！”
鲁嘉陵与曹元忠虽有矛盾，但他的立场却又与郭师庸不同，他是做情报工作的，后唐境内暗中向天策军献媚的文臣武将原也不止石敬瑭一个，只是石敬瑭是最大的一个而已，这些人在后唐乃是不忠之臣，李从珂必欲除之而后快，对天策军来说却是难以估量的助力，数量越多越好。只不过这一些都是阴暗层面的辅助性动作，可以做，而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
郭师庸从新碎叶城一路杀到这里，对这种事情也不是不懂，却还是坚持道：“这些旁门之事，可以从权，但大道却不可有所偏差！元帅天宁寺的一番言论已经奠定了我军与小唐朝廷的交谊方向，这是我天策全军都已经认可、普天之下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如果连这都可以背弃，那么将来我们还拿什么来取信于天下？别说中原士民对我们本来就怀有戒心，就算是河西百姓，见我们出尔反尔也会因此而背德离心！”
从岭西归来的安西四镇乃是大唐边疆将士的后裔，心中认同的是李渊、李世民所开创的正统大唐，对于后唐王朝他们心中并不认可，原本斥之为伪唐，但伪字贬意十分明显，既然天策军已与后唐建交双方便不好仍然用这种敌意十分明显的称呼，有部分兵将便在非正式场合称当下的中原政权为“小唐朝廷”以区别他们心目中的正统大唐，这个“小”字仍有鄙夷之意，但敌意已经大减。
当日张迈在天宁寺对着张希崇、李彝超和西北数十位高僧道：“如果李从珂能外破契丹，扬我华夏国威，内治万民，带来和平、安定与富庶，一统海内，结束大唐灭亡以后的藩镇割据与战乱，那么，不用他派出一兵一卒，我将手捧河西、安西民籍图谱，亲自前往洛阳，将一个完整的大西北交给他。”又说：“但如果李从珂暂时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退而求其次，我愿意给他时间，停蹄于黄河岸边，以观其治国之成效。但如果让我发现中原之主倒行逆施，出卖国家，祸害百姓的话，那我将率领西北精锐，吊民伐罪！以告天地祖宗！”
这两段话不但当时震慑了在场所有人，事后更有变文僧将之编入变文之中，传遍西北全境，甚至关中、巴蜀、河东等地也有人暗中传诵，可以说已成为天策军对后唐王朝公开的外交纲领，为天策政权境内军民所认同，中原士大夫对此以持拭目以待的态度。
郭师庸这时将张迈的言论搬出来，直指与石敬瑭勾结将会彻底违背天策军的既定外交战略，石敬瑭所许利益虽然不小，但天策军所要面对的隐性损失却也难以估量。
但是郭师庸这番话说将出来，同是出身安西的郑渭、李膑、鲁嘉陵等人都没有附和，却是张毅开口道：“郭老将军所言甚是。国无信不立！王爷既已在众人之前公开宣言，岂可随意失信于天下？立国当行正道，权术可以用，但不能喧宾夺主。”
张毅虽然与曹元忠同是出身于沙州，但沙州张氏与沙州曹氏之间的矛盾之深，却还远在曹氏与安西外来征服者矛盾之上，而且他是儒家孟子一派的信徒，执政主张倾向于保守，现在天策政权与后唐商路渐通，两国百姓都沾润了不少好处，张氏家族有从政的，有圈地经营农场的，也有趁机到金城经商的，乃是当下政治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若天策军与石敬瑭联合倾覆李从珂，中原必乱，当前稳定中逐步上扬的河西经济也将受到影响，所以于公于私，张毅都反对此事。
慕容归盈不愿意得罪郭师庸，却不惮与张毅对立，一见张毅开口，马上道：“不然。元帅在天宁寺虽有宏论，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张毅道：“慕容兄，你这是什么意思？”
慕容归盈道：“国策也好，战略也罢，从来都没有百年不易的。上善之策略，从来都是因应当时当地的局势而定。元帅去年在天宁寺所作宏论，因应的是当时的局势——那时候我们初到凉州，河西东部尚未平定，中原的军队随时都会西进，我军威势虽盛，但那时东进之兵马其实不到三万人，粮草又非丰足，实在不可能外拒张希崇、内压凉兰鄯河诸州的割据势力。若一旦与中原交恶，兵连祸结起来，只怕一年半载也没法平定凉兰，东线不定，甘肃沙瓜便难以全心务农，如何有力量来应付高昌的荒年？既与中原开战，军方如何还有精力来应付北庭的变故？所以当时以稳住张希崇、争取河西东部诸州的民心为主。如今则不同了，凉兰诸州已经归心，沙、龟之粮已可赈济高昌，我军更与巴蜀孟氏结成了盟国，正所谓内安而外定，恰恰可以居西北而窥中原——此强秦所以收取东方六国之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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