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光绪二十九年秋,山东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一是兵事,“盘踞”鲁南的威胜军右翼被扩编为北洋陆军第五镇,统制官龙谦就任山东提督,留在山东(主要在济、青、莱三州)的北洋部队撤出山东。第五镇各部开赴各地旋即大规模招兵并展开了对省内巡防营的严厉整顿。
兵事涉及的人总是少数,包括鲁山等人的“叛逃”,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无关自身。影响只在军界。倒是新提督对各地巡防营的整顿因涉及面广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第二就是经济领域了,已经名震山东的华源实业集团总部即将迁至济南,沂州各界对此大为不满,引起了风波。沂州商会是在光绪二十八年成立的,由商会出面,向沂州知府衙门及华源实业总部提出了请愿,强烈要求将华源留在沂州。而济南方面,传言机器局要被华源吃掉,也带来了不稳的因素。
第三是政界的变动,反而是小事了。因为主要变化在鲁南两州:沂州知府唐绍仪高升奉天巡抚,兖州知府吴永转任沂州,山东盐运使张莲芬兼任兖州知府。
除却涉及切身利益的少数人,山东省内的一般人,即便是关心时局的中下级官员和士绅,也不会注意到上述三条。其影响反而比不上第五镇在全省范围内的招兵。
纵观天朝历史,军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一向很低,除却少数时期,比如晚唐及五代算是例外。大部分时候军人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就官员而言,重文轻武已是惯例,就是在后人极为推崇的宋代,赵匡胤不杀士大夫成为美谈,优容士大夫的宋朝,从来没有对武人客气过,该砍头的绝不手软。到了明代,重文抑武的情况更为严重了,一个二品武将见了六品文官甚至都要叩头。清代制度多沿袭明代,一般情况下,军人待遇极低,军饷本来就少,还是打折发放,即便如此,拖饷欠饷成为了常态。好男不当兵的民谚流传甚广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山东,直到袁世凯带武卫右军入驻,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客观上讲,袁世凯治军是有一套的。他花大力气组建的小站新军,一改数百年的陈规陋习,使这支军队面貌一新。其主要的办法一是大幅度提高了军饷,即使军中地位最低的伙夫,每月亦有三两银子可拿。而且是足额按时发放,基本杜绝了吃空饷喝兵血的陋习。其二是在新军中提倡官兵一致,杜绝打骂役使士兵。曾有德国教官打士兵耳光被袁世凯发现,抓住这件事不放,严惩了教官,维护了士兵的尊严。其三是加大了军官团的培养,举办随营军校,大力提升中下级军官的文化水平,培养对军队的忠诚度。当然,袁世凯的目的是培养对他自己的忠诚度,还上升不到国家民族的高度,更主要的原因是袁世凯将新军作为自己前程的最大保障,不会去教育官兵对朝廷乃至国家民族的忠诚。
可怜的是满清建政后,囿于其出身,也囿于其见识,一直回避国家和民族这两大问题。而这两大问题的阐明,恰恰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
回到刚才。因为有了那三条,袁世凯所部在山东的扩兵便顺利了许多。必须承认,军饷的提高和足额发放是最关键的因素。
自蒙山军横空出世,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在1903年底,蒙山军有袁世凯北洋军之长,却又具备了北洋军没有的特点。由于其高待遇,极强的纪律性和荣誉感,换来了驻地百姓的真心支持。所以,第五镇的招兵就比较顺利,特别是在蒙山军常驻的地区,青年踊跃参军的现象就更为明显,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大约在五比一。
龙谦多了百余年的见识,建军治军方法上总体上高明于袁世凯。自蒙山整军,龙谦的目的就是打造一支超越时代的强军。这是他实现自己目标的根本。最初的做法是在采取更有效更科学的军事训练的同时,有意识地培养军人的纪律性和荣誉感,从上层开始打造一个忠于自己,有道德有纪律有奉献牺牲精神的军官团。但限于条件及形势,只能采取稳步推进的办法,无论是官兵待遇还是思想教育,都尽量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比如在军饷问题上,在蒙山时期是没有军饷的,直到打开郑家庄建立农村根据地后才开始发放军饷,其标准也是逐步提高的。一直到部队被改编为威胜军右翼,其军饷待遇才基本与袁世凯新军接轨了。但具体的操作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袁部给中高级军官的特支费,蒙山军基本没有。但最早的一批官兵却拥有了“股份”,股本来自两大块,一块是没收郑经的财产,另一块是来自北京的抢劫。享受“股份”的官兵构成了蒙山军的骨干,龙谦的想法显然是依靠这批人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这个做法执行下来,搞得蒙山军有点像股份公司了。后来加入蒙山军的司徒均受过德国的正规军事教育,对龙谦的这套做法曾提出了异议,认为存在很大的隐患。龙谦却清楚,眼下还需要借助满清这棵大树遮风挡雨,尽管这棵大树根子已经腐烂了,但毕竟没有倒,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现在的情况下去讲国家民族等观念,肯定会引起朝廷的警惕,招来朝廷的猜疑甚至是强力的措施。所以,直到第五镇组建,龙谦的部队性质上和袁世凯的北洋军并无实质上的区别,说穿了就是一支军阀武装,绝大多数官兵们效忠的是龙谦而不是朝廷,首领的威望更多来自于自身的素质——律己,识人,公道,廉洁,果敢以及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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