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宇只好拿出一张纸和笔画道：“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对吗？我们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外国人，换取外汇的目的，还是要从他们手里购买产品满足我们的消费，对吗？所以，我们自身的消费能力也要提高，而发钱给老百姓是不现实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我们的军队称为消费的主体，以此拉动产能。当国民能花钱的时候，我们的工业才不是畸形的。所以我的意见，所有的工业计划都要调整，我要在广州建设我的海军工业，要在内地建设我的陆军工业，然后以这些工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就业，并且通过工作获得更多的资金，然后轻工业才有发展的空间，要想办法让城里人都富起来，要想办法让农村的人也有钱。而如果现在做不到这一点，就让我们手下那帮该死的兵痞子先去努力消费。我的士兵要使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装备，拿着最好的待遇，装着最漂亮的制服。而这一切现在他妈的都得我来买单，该死！”王振宇粗略估计除了这重工业外，还有轻工业，铁路都需要自己掏钱，好不容易获得200亿华元的战争红利居然就这么轻松的分光了。
不行，自己得让别人出点血，国家可不是我王振宇一个人的。说到这里王振宇第一个想起了的推翻清朝的第一功臣，盛宣怀。
为什么是盛宣怀呢？因为王振宇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和盛宣怀还是很有些渊源的。当初王振宇卖掉军火的100万交给了叶祖文，而后叶祖文用这一百万提到了设备，买家就是盛宣怀管理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不过这家公司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青年军控制了这个公司的资产，但是公司总部在上海的租界里，董事长是袁世凯时期委任的孙宝琦，盛宣怀虽然现在已经是快要歇菜了，但是他的四子依然是这个公司的副总，最要命的，这个公司的大股东还是日本人。历史上，盛宣怀这个废材愣是把赚钱的项目做成了大亏空，然后不断向日本人借钱补亏空。最后还不起钱了，这个借款也就变了投资，投鼠忌器，虽然王振宇拿下了武汉，连汉阳兵工厂也给他直接划到军事委员会名下了。但是却不敢动这个公司，历史上这个公司也是在抗战胜利后才被国民政府收回的。巨汗中。。。
不过王振宇对此也不是完全没办法，他的招数很流氓，直接把你厂里的技术人员挖走，然后萍乡的煤给你卡住，大冶的铁也不挖了。这些劳工都调去马鞍山了，日本人还真没见过这么流氓的招数，气得几次向北京的外交部抗议了，但是没有，谁也管不着。日本人又没有出兵收拾王振宇这个流氓军阀的计划，所以最后只能坐下来跟中华开发总公司的人谈判，用3亿华元的价格转让了这个公司的股权。
本来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可现在的问题是王振宇突然觉得钱不够花了，那对不起，盛老爷子您也别躲在租界里面等分红了，该出钱出力了。
最终王振宇通过刘鸿生以及杜月笙出面，以公开募股的形式在整个上海租界为中华开发总公司募集到了50亿华元的股本，占到了整个公司资本的10%。而实际上这个资本是有水分的，中华开发公司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到200亿呢！
没关系，随后王振宇绕过政府，直接下达的工业建设计划是及其庞大的。
100亿的货币发行兑换红利，135亿的钢铁红利（这里面有45个亿是卢森堡人的，不过现在也在王振宇名下），25个亿战略物资红利共计是260亿华元被王振宇全部投入到了铁路和工业以及城市建设中去了。而劳工输出换来的5000万美金（7.5亿），和收回海关的6亿合计十三点五亿则划入公共财政，又国民大会去审议怎么花。但是不管怎么审议，王振宇说了，军队的薪水政府必须承担，不然这个钱他拿回来自己花。
最终广州到来宾的铁路，泸阳到株洲的铁路，九江到南昌的铁路，南昌到株洲的铁路被通过了，而南昌到厦门的铁路则考虑到技术上的难度和战略价值不大被取消了。
而工业计划更是大的吓死人，按照王振宇的要求，到民国十年（1921年），整个南方九省的钢铁年产量要从现在的120万吨提高的800万吨，要知道日本现在的钢铁产量也不过是200万吨啊。王振宇这是要*了，当然并不是盲目扩大，要有技术和工人，而这需要列强的帮助。英法是指望不上了，王振宇已经让人跟美国方面接触了，相信这笔买卖伯利恒联合钢铁的那些抽着雪茄的大亨们在足够的利润面前会有兴趣的。而水泥的计划更大，不过这块可以民营，而后期引进化工，军工，造船，造飞机厂要花的钱更多，王振宇就没打算浪费钱了。
这个计划一出来就引来了国民政府高层的一片反对，王振宇是有苦自知，实际上不是他心急，是因为历史上到了1935年，中国的实际钢产量才五万吨，仅为日本的四十分之一，这样的状况如何和日本人为敌，更不要说钢产量后来达到日本五倍的苏联了。所以虽然他知道在这个国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学校，需要医院，甚至还有许多人需要一份食物，但是他毅然决定不自己的钞票狠狠的砸到重工业上来。哪怕是南方没有北方更适合发展重工业的这个基本事实也阻扰不了王振宇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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