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一愣：“还请大总统赐教！”
袁世凯道：“百熙你学识渊博、胸藏锦绣，从政谦冲退让、廉洁奉公，这些都是世所共知的。而且你不计名利，出资兴办大量学堂，造福万千学子；以一隅之地，先后出兵平定西藏、外蒙，使得国家金瓯无缺。在这些方面，老夫也是敬佩万分。但是这些年来，国家形势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
不待孙元起回答，袁世凯便自问自答道：“你我都曾在前朝任职，如今又在民国政府里共事，见识应该略胜南方那些革命党。在老夫看来，国家形势是变坏了，而不是变好了，尤其在世道人心上！如今学生不读经典，不识孔孟，不知仁义礼智；女子不遵三从四德，背弃纲常，鼓吹男女平权；官员不知廉耻，但知中饱私囊，操守荡然无存；各省不听中央号令，截留上缴税款，滥征苛捐杂税，大肆扩充军队，致使民生凋敝。长此以往，只怕民国会像嬴秦、新莽一样旋起旋灭，那时孙逸仙和老夫固然是罪无可绾，百熙你也难辞其咎吧？”
孙元起暗自撇了撇嘴：民国如此局面，多半是你和革命党造的孽，和我有半毛钱关系？若是真的怪我，另一时空中倒是没人搅局，民国政府照样只统治全国三十余年，如同嬴秦、新莽一般旋起旋灭，那又怪谁？难道太祖也是穿越众搅局不成？
“孙某自承好为人师，在施教过程中未能完全尽到督导之责，使得学生中或有作奸犯科者，确实罪孽深重。但目前形势如此却并非孙某一人的罪愆，孙某也承当不起那么大的罪名。”孙元起辩解道，“而且在孙某看来，形势并没有所说的那么悲观，只怕大总统有些言过其实。诚然现在局势有些混乱，但在改朝换代之际，稍有混乱也属正常现象。因为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些人觉得迷惘、觉得苦痛、觉得失落，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何况推翻皇权实现共和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请大总统稍安勿躁静观其变。”
袁世凯叹息一声：“老夫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把袁某视为封建守旧冥顽不化的典型，加以极力批判。其实老夫何曾反对过改革？早在前清之时，袁某便积极参与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业等方面的改造和革新，而且颇有成就，也曾被守旧士绅称为‘激进派’。如何现在就成了保守派了呢？是袁某态度发生转变，还是世风变化太快？这很值得深究。
“国家现在积贫积弱，远远落后于泰西诸国，甚至不如东瀛的弹丸小国，改革确实非常必要。但在老夫看来，眼下弊端不是国家改革程度不够，而是搞得过多过快，很多地方全盘剿袭东西洋的制度、理论，丝毫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以至于方凿圆枘格格不入，这才造成今天这般混乱。就比如国会选举，当前民众识字率不过百分之一，智识低下，不识大体，绝大多数人都在为生计奔波，谁有闲心去关注议员选举之事？纵使他们去投票，也只能听从片面之词，选出一批乡愿民贼来！
“所以，我们目前的要务是保持冷静，暂停学习效仿东西洋的各种事务，不要高谈阔论东西洋的各种制度，维持国家稳定局面。然后我们低下头来根据国家实际，适当借鉴东西洋的制度理论，一步步解决民生疾苦。如此岂不是更好？”
咦！这不就是民初版的“白猫黑猫论”么？
“大总统所言极是！”孙元起觉得如果袁世凯不开历史倒车，老老实实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合作对象。
袁世凯又道：“就目前来看有两个问题最为紧要，希望百熙在继任总理之后优先加以考虑，一是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各省的关系。当前东西洋各国列强对我中华虎视眈眈垂涎欲滴，可谓群雄环伺，危险丛生。百熙曾先后派兵平定西藏、外蒙的叛乱，想来对此更有感触。民国要想在此充满掠夺和鲸吞的世界中保护领土完整，就必须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避免各省间的内耗，全力对外。可现实情况呢？
“早在前清光绪末年，随着中央政府的威权日衰，以两江、两广为代表的南方各省渐渐与中央离心离德。尽管西太后等人曾先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各省的控制，但收效甚微。尤其在西太后驾崩、立宪运动兴起后，反对中央集权的呼声越来越大。其实辛亥年的南方各省先后宣布起义独立，未尝不可理解为是针对中央集权制的反叛。
“辛亥之役后，南方各省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还取得了政治、财政、立法方面的自治权，完全就是国中之国。《临时约法》明确赋予了大总统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可是袁某想要任命各省官员的话，必须首先看各省都督的脸色。只要他们不同意，总统府的公文就是废纸一张。如果言辞稍稍严厉，马上就被当作成对省内部事务的干涉，换来该省议员在参议院中的大肆指责。说来可笑，当初南京临时政府信誓旦旦要求袁某遵守《临时约法》，现在竟然换成袁某千方百计要求各省遵守《临时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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