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回湖北。
还不知道自己是“祸兮福所倚”的倒霉蛋总督黎元洪，看到李翊东替他在布告上代署了“黎”字，浑身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顿时瘫作一团。
革命党人却丝毫不管黎元洪的感受，欢天喜地把布告拿出去粘贴了。实话说，革命党请黎元洪出任临时总督，并不是想让他出来主持大局、处理政务，只不过是借他的名声安抚城内民心，聚集隐匿逃散的官兵。见黎元洪对革命颇有抗拒之意，众人也懒得花时间说服他，直接把他送到谘议局楼上派人严加看守后，便各自忙碌去了。
黎元洪一个人默默坐在屋里，神色沮丧。遥想二十四小时前，自己还是统辖四千多人的混成协协统、大清忠臣、湖北军政要员，谁成想才过了一天，就变成了茕茕孑立的囚徒、大清叛逆，革命党的临时都督？事已如今，接下来该怎么办？
自杀？他不敢。
从逆？他不想。
似乎唯有逃跑，才有一线生机。但外面有数十名学生军在把守，他们可不认识黎元洪是谁，更不会给自己这个前任协统、现任临时都督半分面子！
就在黎元洪绞尽脑汁的时候，上苍似乎冥冥之中听到了他的苦苦哀求，干净利落地赐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
这是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后的第一天，城内局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其中第八镇步军第十五协第三十标的三百余名满族士兵便逃到了蛇山藏匿起来。
为什么他们要藏匿呢？我们还要从革命的起源说起。
自从清朝建立，满汉隔阂就是横亘在朝野心头的一根巨刺，时时作痛。尽管各位皇帝高喊“满汉一家”，但实际生活中满族人享有种种特权、朝廷对于汉族人严加防范，却是大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所以每次出现爆发起义，口号里总少不了“驱除鞑虏”“反清复明”的身影。随着时间流逝，这道隔阂不是渐渐泯灭，而是越来越大。
尤其到了晚近，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整个中国，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群运作下，像《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江上遗闻》之类描述清初满人屠杀汉人的图书在国内广为传播，青年学生读过之后无不义愤填膺，就像现今爱国志士发怒起来要核平东京、杀尽倭奴一样，他们也恨不得把国内满人全度涤荡干净。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而且因势利导，利用青年人的热血大肆宣扬种族主义。无论是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还是1905年组建的同盟会，纲领前两条都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然后才轮到“创立合众政府”或“建立民国”，充分说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首先是民族革命，然后才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或许孙中山有自己的苦衷，形势逼迫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不用这种偏激的口号就募集不来捐款、招徕不到同党，没有捐款、没有同党他就一事无成，只能继续当蹩脚的医生。但一味宣扬种族主义不但无法和国际社会接轨，而且与之前坏了名声的天地会、白莲教、太平天国也无法区别开来，所以他凭借自己对欧美各国制度一鳞半爪的理解，加了个“创立合众政府”、“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尾巴。
领导武昌起义的那群革命党人哪晓得孙中山的苦衷，一双眼睛只是牢牢盯住“驱除鞑虏”四个大字，从他们拟定的《中华民国政府鄂都督黎布告》中就能窥见一斑，比如“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处处透露满汉不两立的种族主义气息。
武昌光复倒也容易，可鞑虏如何驱除呢？把他们现在就撵回北面去，还是先逮住关押起来以后遣送？无论如何，都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想来想去，杀人无疑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有效的手段，甚至少部分心急的普通士兵已经开始着手实施。
好在湖北的满族人主要集中居住在荆州，武昌倒没有多少。这不多的满人中，主要是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的荆州旗兵。
康熙二十年（1681），玄烨平定三藩之后，命令在福州、广州、荆州等地设八旗驻防。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式派遣满八旗、蒙八旗军进驻湖北荆州，并允许官兵携带家眷，总人数在两万人左右，通称“荆州八旗”。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为了提高八旗兵的素质，在湖广总督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流派到湖北新军中接受新式训练。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步军第十五协第三十标，包括第1营中的两个队，第2、3营的各一个队，大概有一个营的兵力。
在武昌起义之前，民间已经广泛流传“杀满”的传言。对于这个传言，不仅很多汉族人相信，满族人更是深信不疑。所以，这些荆州旗兵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眼看形势不对，害怕被造反的汉人屠杀，赶紧逃到蛇山藏匿起来。
10月11日下午，第三十标第1营管带（类似于后世的营长）郜翔宸在蛇山找到了这批人。他神情凝重地说道：“诸位，我刚才在街上看到乱匪的文告，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那个狗贼辜负皇恩背叛朝廷，已经做了革命党的临时都督。他们现在正组织人手搜杀旗人，城中的扎、宝、铁、布四大满姓家族无论妇孺老少均已被杀，尸体堆满街道，血水都能没过脚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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