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1827－1916），字冠西，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父亲和兄弟都是牧师。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丁韪良志愿参加美国北长老会的海外传教使团，并被派往中国的宁波。随后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任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并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并开办学校。1863年，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1865年任同文馆教习。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在美国北长老会的教职，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直至1894年。期间，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并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1902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又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但西教习们因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引起纠纷，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借“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从1850年到1916年，除了中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丁韪良在中国共生活了62个年头，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积极宣传基督教，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以华制华”和由美国割据海南岛，以加强奴役中国；一方面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并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这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第一次正式地、全面地将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
一个历史场景至今耐人寻味：1898年，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时，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授二品。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此举使丁韪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神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了中国，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分子。（以上改编自“百度百科”。）
当然，丁韪良的这些光辉业绩，孙元起是丝毫不知道的。这也难怪，毕竟这些教育史上的东西，离物理系研究生的距离太远。学教育学的时候，可能偶尔提过一两回，可谁会留心这个？又不是考点。
孙元起穿着长衫皮鞋、拖着假辫子，别别扭扭的走在灰尘四起的街道上，眼睛四下打量，觉得这皇城根上的街景，还不敌二十一世纪的小城镇呢。周围人见了他，也拿眼上下咂摸：
“嗬！这个长人可够俊的，真白净！”
“吔，长衫下面的鞋子够怪的！”
到丁韪良府第门口的时候，已是快十一点了。估计平日里也没什么人到丁韪良家，所以门子见了孙元起，很是多看了几眼，上来问道：“先生有何贵干？”
孙元起心想，这丁老头记不记得自己还两说，贸贸然找上门，能有何“贵干”？当下，硬着头皮说：“我是美国公使康格先生推荐的老师，前来拜会丁大人。”
“有拜帖么？”门子问。
孙元起摇摇头，说：“没有。——你和丁大人说，就是昨日里见的物理老师，他一准儿明白。”
门子也没为难他，转身一溜烟儿的跑进去禀告去了。不大一会儿，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的丁韪良迎了出来：“上帝啊，看看都是谁来，快请进，快请进。”
孙元起快步迎上去，本来是想握手，结果丁韪良张开双臂，来了个结结实实的拥抱。接着，丁韪良退后一步，仔细打量孙元起：“瞧瞧，瞧瞧，这块头、这相貌、这气质，自从我离开美利坚，已经好久没有看见这么精神的小伙子了。”
刚要谦逊几句，丁韪良拉着他的手就往屋里走：“你知道么？中国的小孩子是那么朝气蓬勃，可是进了学堂之后，就变成老学究一样，没有一点生气。等到了青年时期，就是老气横秋，开口闭口‘之乎者也’的。像你这样青春活力的小伙子，在中国学堂里是非常少见的，嗯，至少我还没有看见过。等你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之后，你就会赞同我的意见的……”
丁韪良很健谈，或者说，很啰嗦。直到在正堂坐下之后，孙元起才有空说出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尊敬的先生，今天冒昧前来打扰，是想询问一下关于京师大学堂的事情……”
“要茶还是咖啡？”丁韪良问孙元起，还没等回答，又接着说：“还是茶吧，毕竟是在中国。刚好前几天孙大人——就是昨天你见到的那位——送了我一些上品的明前龙井，正好尝尝。”于是吩咐仆人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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