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杨秉这种做法，看起来不过是维护的乃是一个公平，但是在士大夫眼里这就是异端，因为他将才高过了德，往大了说你就是认为术高过了道！
放着那些饱学之士的鸿儒不用，偏偏起用私德有亏的人。
胡瑗同大多数的文人一样，认为此举有些不妥，他是一个在道德品行上近乎吹毛求疵的人，他认为为官者需先得有风骨，后需得有才能。
同样他的思想又不迂腐，他认为的文人的文章需要经世致用，可谓是同杨秉所提出的思想二者不谋而合。
可是从根本上两者却有一个根本的差别，他认为官员以德行作为标准，而杨秉认为以法作为标杆。
身边的人也只能拱手，既然胡瑗已经下定了决心，他是如何劝恐怕都无法改变其心意了。
有的人会权衡利弊，而有的人却坚守己心。
朝中的大臣多是保持缄默，毕竟虽然官家并没有明说，但是却下令让杨秉在国子监讲学，这何尝不是在站台。
杨秉那是立下当世一门显学之人，而且还是一位朝中的中枢重臣，乃是大宋的枢相。
还有年轻之时到如今，都可以从过往政绩来看都是一份无比光鲜的答案。
这样的人物千百年后都是会留存青史的人物，试想一下就是这样的人物，背后还有官家亲自站台，一个人的力量能够与之相争吗？
不能，所以才会引起文坛震动，而之所以赵祯在其中留下来了许多的时间，所为的就是待事件持续发酵。
当初本想直接在国子监表明，可是杨秉的那番话让他改了自己心里原本的想法！
因为杨秉的自信改变了他心中最初的坚持，决定在天下的鸿儒名士前定下如今大宋的最新的官学。
他要昭告天下，如今大宋需要什么官员，天下的读书人需要向着何种方向而前进。
胡瑗一个人独站立在案桌之前，在桌上还有一份笔墨未干的纸张。
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体，用，文”。
这是他对于圣人之道的诠释和总结，这并非是自己已经走到了大道的尽头，抵达大道的人说不出，走在大道之上的说不清。
“体”是“内圣”根本原则，属于形而上学范畴；
“用”是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外王之上；
“文”指记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的载体。
这就是他的明体用之学，重整纲常，弘扬道德名教，返本修身。
若是论学问如何能够立住跟脚，如杨氏心学为何能够在大宋流传甚广，能够成为显学。
那是因为其跟脚和道统，以“精一之传”为宗旨，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
而如今胡瑗的道统乃是尧舜禹亲传口授、汤文武、周公孔孟（精神传承），到了孟子之后。
而杨氏心学也好，胡瑗如今的明体用之学也罢，都是从道德也就是儒家的仁，宣扬的的是这种精神价值。
无论是胡瑗还是如今天下来的鸿学名儒，他们都是对于如今的杨氏心学知之甚深，这些时间里都在为辩经所做准备。
可是他们也不会知道，杨秉也会从杨氏心学的基础上推出了新的学问。
可想而知，当他站在讲经的高台之上，他的言论会引起多么大的惊动。
……
“听说了吗？石介先生也已经来京了，如今听说也在半遮面酒楼讲学！”
“石介先生这是在效仿当年的杨公讲学啊！这看来过几日太学的讲经定然是十分精彩！”
石介也是大宋的一位鸿儒，此君乃是一位性情刚直的人，排斥佛道两家的思想，而对于杨氏心学也是曾经也有颇有驳斥。
原本乃是为官不过因为与杨秉政见不合，后来同孙复共建了泰山学院。
可以说乃是一地的魁首人物，那么他特意在半遮面酒楼讲书，那自然是有其特殊含义！
当初杨秉曾在此宣扬过自己的学说，而今日自然是为了驳斥而来，一些敌对学派，还有杨氏学派的门人统统前去。
那些与杨氏心学站反对的，是为了去听听这位大儒是如何驳斥，而那些杨氏学说的读书人，则是听听这位大儒如何驳斥。
二者看起来一样，可却是完全不同。
学术之争自古以来便不再少数，太学的士子一下子就觉得坐不住了，也是想着簇拥着赶去半遮面酒楼。
半遮面酒楼同樊楼不同，以精致茶点所着称，而且因为此地的特殊含义，读书人来此处的居多。
而且其内装饰素雅读书人多是喜好在此处，而樊楼无他奢华为主，这乃是财大气粗的底气，所以来此处的多是京中的高门大户。
半遮面酒楼从一开始就定下来了受众人群，与其想要适宜各种人群，还不如吸引一部分受众群体。
你既想要下里巴人的贴近生活，又要阳春三月的素雅自然是不可能。
而半遮面自然是选择了素雅吸引读书人为主，毕竟是生意人如此高的租金，如果走物美价廉的路子恐怕得赔死。
商人当然是以利当先，而且城中的普通百姓也会选择街边的店铺，就像喝茶也会选择那种散茶，而读书人也不会跑到路边喝粗茶。
两者的喜好和消费能力不一样，你硬要将两者兼容，那不是存心不想要生意吗？
因为这一遭，半遮面的生意竟然又一下子红火了起来，虽然平日里生意不错，但是如今比得上特殊节日了。
今天这种时日里，恐怕比起樊楼都更加的热闹。
这也是樊楼所不能比的，毕竟别人是有文化底蕴在的。
如这种大儒身份，不是樊楼用一些钱财就能够请的过来的，如他们住进来后，要想留下对方的墨宝，也得好话说绝然后奉上钱财才有可能。
这就是名人效应，大宋的各家酒楼多是都会打这主意。
可是虽然这看起来乃是石介先生，在半遮面向杨秉下战书，可是这半遮面也是杨家的背后产业，倒是最后给对方获利了。
不过如石介这种身份的大儒，即使知晓依旧还是会如此，他们并不在乎所谓的钱财获利，注重的乃是学术相争。
不论官职大小如何，若是站在学术的地位上，他就是一方正道魁首，论地位与杨秉也是相当。
在整个大宋都是知名的学者，所以说读书人对于大儒的热情，某种意义上比起后世的“追星”都更加轰动。
这是因为读书人的地位所致，在民间普通百姓对于读书人都会多出几分尊重的。
而这种消息也在太学一下子宣扬开来，每个人都结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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