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那边的广告招标会通知函，是上个月底发出的，曾经与央视有广告合作的企业都收到了一份。
杨信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准备随便派个人过去竞标。结果没等两天，央视又补发了一份信函，说今年要搞什么“标王”，而且广告费还要再涨。
郭晓兰管着财务部门，杨信去找她商量，两人都觉得央视标王没啥用，继续跟央视签普通广告合同就可以了。
好在宋维扬早有准备，他离开老家之前，专门嘱咐过办公室主任杨德喜，任何关于央视的消息必须告知，为的就是等央视标王！
中国但凡混迹于商界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标王，甚至连前两届标王的中标价都背得出来。第一届标王的中标价是3000万再加尾数“久发发发点久发”；第二届标王的中标价更好记，6666！
央视标王所带来的好处，用数据就能直观的体现出来。
历史上，年销售额不足2亿的孔府宴酒，在拿到央视标王之后，第二年的销售额飙升至9亿多，直接翻了五倍！广告一打出来，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需要在酒厂门口排队一个月才能拿到货。
罐头和冰茶都不适合拿标王，唯独白酒，高利润率和高市场潜力，天生就是标王的追逐者！
宋维扬立即给大哥打电话，让他赶紧飞去京城，因为坐火车已经来不及了。
宋维扬自己也请了假，他不是去竞标的，而是想趁机跟央视广告部主任搞好关系。
80年代初坐飞机很困难，像盛海这样的大城市，全天也就三个航班，经常有钱都买不到票。到1994年虽然好得多，每天航班数量增加到上百个，但平摊到各个航线就显得稀少了，赶时间的飞机票依旧不好购买。
为了赶时间，宋维扬直接打电话给陈桃，让她去找机场的售票室主任，塞了1000块钱帮忙订最快的机票。
整个盛海，只有一个机场售票室。而售票室主任手里，通常拥有3到5张机票，以应付特殊情况。另外还有两三张机票在值班领导手里，专门给高级领导备用的——理论上，这些机票都属于非卖品，必须空置在那里，但售票室主任经常拿来自己卖。
到了机场，宋维扬找公用电话打给售票室主任：“陈主任你好，我是喜丰公司宋维扬，对，我定了一张前往京城的机票。”
电话里传来陈主任的声音：“宋老板，我给你一个编号，你拿着编号去售票窗口就能取票了。你记一下啊，编号是‘爱去’、‘勾’32‘尖’。”
什么鬼？
宋维扬拿着纸笔有些懵逼，确认道：“陈主任，‘爱去’是不是两竖一横？”
“对对对，就是那个爱去。”陈主任说。
“‘勾’和‘尖’是扑克牌里的勾圈卡尖？”宋维扬又问。
“对对对，”陈主任赞叹道，“还是宋老板有文化啊，上次有个土老帽订票，我跟他说‘勾’，他非要记成‘为’，来来回回打了一上午电话才搞明白。”
宋维扬狂汗，尼玛V可不就是一个勾吗？
来到售票窗口，宋维扬报上编号“HJ32A”，售票员很快把票开好，全手写的，跟假票一样。
等了一会儿上飞机，宋维扬找到自己的座位，身边是一个中年大叔。
宋维扬拿出那本《社会构建的现实》，还没翻开，就听中年大叔说：“复旦的研究生？”
书籍封面有复旦图书馆的标签，被认出来很正常，宋维扬答道：“本科大一。”
“大一就看英文原版啊，现在的学生可真厉害。”中年大叔感慨道。
宋维扬问：“叔叔也是复旦出来的？”
中年大叔笑道：“79届。”
“老三届啊，”宋维扬肃然起敬，“现在已经当大老板了吧？”
“在市委工作，我没胆子下海经商，”中年大叔似乎遇到校友很愉快，主动说，“复旦诗社你知道吧？我是诗社的首任社长。”
“原来是许学长，失敬，失敬！”宋维扬立即握手。
一直到现在，复旦还流传着许得民的事迹，复旦诗社首任社长，连续两届学生会副会长，在校期间主编大学生诗集狂卖10万册，毕业留校当了几年老师，后来被调去市委工作，现在的身份是官员、诗人、画家、摄影师，偶尔还会回母校搞几次演讲。
这个关系一定要把握住，结交了许得民，就等于结交了盛海的官方文化圈，他是盛海市文化发展战略的参与制定者和总联络人。
可惜宋维扬不是搞文化产业的，否则的话，一个许得民就够他混得风生水起了。
“许学长，这是我的名片。”宋维扬发出他近半年来的第一张名片。
许得民本来还有些好笑，大一新生居然也发名片，但他很快就收起了笑容，惊讶道：“喜丰董事长宋维扬？”
宋维扬笑道：“原来许学长也认识我，真是太荣幸了。”
“我是搞文化思想宣传工作的，”许得民摇头苦笑道，“你半年前发的工商界抗战檄文，盛海也有好些单位在响应，可是让我头疼了一阵子，排外思想不好引导啊。”
“给学长添麻烦了。”宋维扬说。
“哈哈，不麻烦，”许得民笑道，“我读大学那会儿，思想比你还激进，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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